景泰十年八月初九，是乡试的时间，就是考取举人的时间，而这段时间朝中为了这块最肥美的蛋糕，争论不休。
在洪武，大明南北两京乡试的主考官规定用翰林官，各省则教官、耆儒兼用。
这完全是因为翰林朝中都不够用，连杨士奇都是察举制的受益者，洪武年间哪有那么多的翰林，京师都不够用。
什么叫耆儒？
由布政司和按察司会同巡按御史，在本省教官中，推举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平日精通文学、持身谦谨者’充任。
什么程度算是精通？什么程度算是持身？
要知道考官大约等同于秋闱的裁判，而裁判的标准模湖不清，这给科场舞弊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在永乐年间，随着人口的恢复和人才积累，文皇帝朱棣下旨，各省考官罢用耆儒，改用南北互斥的翰林，前往各省任提学官。
但是在正统二年，年仅十岁的朱祁镇下旨，复洪武旧制，各省仍用耆儒。
一直到景泰元年，朱祁玉再改，恢复了永乐旧制，各省用翰林院的翰林充任提学官，遵循南北互斥的基本原则，罢用耆儒。
这是为朱祁玉推行的吏治改革，践行‘宰相必起于州部，勐将必发于卒伍’做出的政策上的改制。
在永乐年间，朱棣改制时，胡濙大喊陛下英明，在正统年间改制时，胡濙仍然喊陛下英明，在景泰年间改制时，胡濙仍然大喊陛下英明。
贺章弹劾胡濙的罪名是什么？
是胡濙反复无常，无德之尤窃居高位。胡濙辩白不了，承认自己无德。
胡濙是朱祁玉忠诚的走狗吗？
胡濙是大明皇帝忠诚的走狗，但只要朱祁玉还活着，就还是大明皇帝，胡濙就是朱祁玉忠诚的臣工。
朱祁玉手里握着两本奏疏，第一本奏疏，是翰林院事、翰林院文林郎宋敞上奏，请旨复洪武旧制，各地改耆儒为考官，理由是离京辛苦。
宋敞给的理由明明白白，在宋敞或者翰林院的翰林眼中，出京前往地方任提学官，担任考官，完完全全是一件辛苦的差事，毕竟天高路远，比如云贵川黔等蛮荒之地，哪里是这群高贵的翰林们应该踏足的卑贱之地？
第二份奏疏，则是刑部主事、翰林院文选郎陈敬宗上书，说大明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故此庶吉士号称“储相”。
陈敬宗请旨设选馆制，就是明确考取庶吉士的方式，在殿试之后，再增加翰林院试，遴选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为国储才。
这两份奏疏显然和朱祁玉的吏治改革的原则相违背，但是这些翰林院的翰林们，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说了出来，还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则是：北宋时期，永兴军路华州华阴人张元，在北宋殿试被当殿黜落，张元遂叛宋投夏。
好水川之战中，黜落进士张元，辅左西夏国主李元昊大破宋军，阵斩宋军一万，遂在界上寺墙壁题诗一首：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第二个例子则是大明叛臣，此时的康国公王复，在直言犯谏之后，被罢免，叛逃大明归附瓦剌，甚至还从京师请到了大明册封的圣旨，获得了康国公的封号。
陈敬宗就差明明白白的说，我们都是有才能的人，陛下快给我们优待，否则我们叛逃之后，岂不是成为大明的心腹大患？
朱祁玉握着奏疏，一时间有些恍忽，他刚刚南巡归来，这一趟两年六个月，舟车劳顿，为了大明奔波劳累，而襄王朱瞻墡在朱祁玉回京当天就前往大宁卫，镇守王化鞑靼。
“脸呢？读书人的脸呢？这么明明白白的写到奏疏中，平日标榜的清高呢？”朱祁玉将两本奏疏一扔，两手一摊说道：“这路数不对。”
“他们应该先让诗社笔正们制造风力，把他们的模样塑造成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楷模，而后让大善人们积极配合，绑定历史热门名臣，弄出一个当代诸葛、房、杜，最后再搞几个祥瑞，捧着祥瑞，到承天门献瑞，而后要求待遇吗？”
朱祁玉说的这个路数，也不是他胡编乱造，在正统三年，杨士奇就搞过这么一出，曰：逮事四朝为时耆硕，德望相亚明称贤相；称房、杜持众美效之君，辅赞弥缝而藏诸用；最后搞了个白鹿的祥瑞，抬到了承天门，最后得晋少师。
兴安作为内相这奏疏他自然看过，他笑着说道：“这闹大了，脑袋就掉了。上份奏疏，不痛不痒。有枣没枣打三竿，打到了自然好，打不到也就打不到了。”
“这二人年事已高，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宋敞是永乐五年的进士，这陈敬宗是永乐二年的进士，他们请旨惹怒了陛下，顶多罢免，陛下还能把两鬓斑白的儒学士送到煤井司？”
现在大明最忌讳的就是把事情闹大，因为必然触怒陛下。
平日里朝臣们一个个都跟鹌鹑一样，缩着脖子，生怕惹着陛下，哪里敢把事情闹大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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