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于官、差遣之外，又有“职”名目，职只得是职官的名称。
三馆秘阁官，诸殿大学士、学士，枢密直学士、诸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统可称为职官。
有职名，但却无职事，也就是说没有具体的职责，大都是一种荣誉和象征。
三馆秘阁指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合称三馆秘阁，总名崇文院。
崇文院的主要官职有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这三个是属于宰相兼职的，比如首相张知白就身兼昭文馆大学士一职，副相王曾身兼监修国史一职，末相鲁宗道兼集贤殿大学士。
除此外还有集贤院学士、直学士、史馆编修、史馆检讨等官职。
宋朝截至赵祯登基，只有两阁，一个是宋太宗咸平四年建立的龙图阁，另一个是宋真宗天禧四年建立的天章阁。
宋代皇帝不仅对馆阁的建设颇为重视，就连图书的管理也是颇为关心的，宋真宗曾经听说过有人借书没有归还，他马上就下令让主管部门严加约束，加强管理。
宋代皇帝这么重视藏书，不仅和当时重文轻武的国策有关，而且和宋代皇帝喜欢读书和文化人也有一定的关联。
宋太宗曾经说过：“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他认为书籍是教化之本，治乱之源。多读书，读好书都是为了更好的治理天下。而且国家只要有了一定的藏书规模，就不必在遇到大事的时候全倚于人，也有了典籍参考，前例可寻。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从宋朝建国以来，朝野上下，街头民间都将藏书作为一件头等大事来抓。为了鼓励馆阁人员的积极性，宋代馆阁工作人员的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宋太祖曾经下过这样的命令，在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三馆的工作人员必须在场，皇帝在接见新科进士的时候，三馆的工作人员也需要一起陪同，以便以便解答和咨询，甚至在皇帝游览和参与宴会的时候，三馆的工作人员都要陪同在侧。
宋太宗曾经对自己的臣子说，三馆的工作轻切贵重，如果可以的话，自己宁愿不做皇帝，专门从事三馆的管理工作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三馆不仅是借书和存书的地方，更是网罗人才的重要之地，宋代储备和培养高级人才很多都是在三馆，比如宋代提拔做宰相的人，都要先去三馆考察和锻炼一段时间，积累到一定的经验之后才可以入朝。
向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晏殊等这些彪炳史册的名人都曾经在三馆担任过官职。
宋太祖和宋太宗对外征战的同时，他们很注重收集地方割据政权的书籍和文献，用来充实政府的藏书。
经过了多年的积累，北宋的藏书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至崇文苑建成的时候，也就是立国才十余年的时间，国家的藏书从原来的万余卷增长到了八万卷，
在编纂修书方面，宋太宗时期完成了《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宋真宗时期编纂完成了《册府元龟》一千卷，这四大卷被称为宋代的四大藏书。
馆阁制度保障了宋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进步。
文化事业的进步进一步带动了科技和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发展，宋朝的共商农税收入之高连清朝乾隆时期都望其项背。
市民阶级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也让宋代人的消费意识增强，极大的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清明上河图》中繁华的都城汴梁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都城临安，都反应出了大宋王朝经济发展的快速和市民生活的安居乐业。
但任何东西似乎都抵不过由盛而衰的命运，馆阁制度到了宋神宗改制以后，入馆的门槛变低；到了宋宁宗时期，馆阁制度进一步泛滥，盛极一时的馆阁制度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封建王朝，小农经济，生产力尚未得到解放，因此书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毕竟书籍是促进人类进步的阶梯。
赵祯不希望馆阁制度不过一两代人就终结，也不希望很多藏书最终只能留在皇宫之内，鉴于毕昇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刷事业的进步。
因此赵祯决定由皇家出版社，开始批量印刷馆阁内的藏书，而后在全国各处书店出售，并且打算在全国各路治下，都先修一座图书馆，供天下所有读书人看阅。
当然，赵祯让人率先刊印的是百工之书，因为在逐步改革完中央的官制之后，他打算推行新儒学，改革科举，倡导经世致用之学。
经过再三商讨之后，赵祯取消了紫宸殿、资政殿、文明殿等大学士、学士的称呼，连同昭文馆大学士的称呼等也都取消了。取而代之全部用大学士和学士称呼。
其中大学士和学士都分为三等，没有品级，只是俸禄不同，比如一等大学士，年俸禄就有一千两，二等大学士年俸禄九百两，三等大学士年俸禄八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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