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张献忠以及所有跟在刘承宗身边的人，服服帖帖的模样才是偶然。
没有刘承宗，老张出门五分钟砍死八个人，那都叫发挥失常刀带少了。
因为只有刘承宗，能给这些旱灾里失去一切，如同惊恐困兽般的人，提供如同战前，熟悉、安全的环境，抚平伤痕累累的精神，不必再每时每刻直面朝不保夕的绝望恐怖。
说实话，元帅府的人虽然大多是粗人，却让钱士升能感觉到……他比在朝廷更受尊敬。
尽管在统治者这方面，刘承宗跟崇祯非常相似，都不会听从他的谏言。
但两个人的外在表现是不一样的。
崇祯给钱士升的感觉是……无力。
皇上认为钱士升所有建议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大为兴奋，升官赐赏。
但大明的朝堂声音太多，皇上又不够坚定，任何策略无需其他声音，他自己在心里就会质疑。
即使是朝中的有识之士，十分才学也只敢用出三分。
因为任何人提出策略，都会有很清晰的感受：这件事是能做成的，但这件事做不成。
皇帝的意志会摇摆，国家的大政会朝令夕改，即使献出的策略是对的，执行到一半稍加遇挫，甚至可能都没有遇挫，后面的支持就会动摇，最终导致失败。
而失败的过错绝不会是朝廷、是皇帝，只能是献计与执行者的错。
反过来失败会证明你的才能不足，建议是错的。
甚至哪怕头上有顶锅的，自己只是执行者下面做事的，也不敢拿出十分精力往前冲。
自己花力气、费资源，闷头做事，做到一半朝廷的风向变了怎么办？督抚大员尚且朝不保夕，自己这种小人物又算得了什么？
大凌河，分明是朝中在战场前线并立督抚，一会准许建城，一会勒令停工，一会再行酌商，以至于在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军队，在错误的地点被敌军抓住机会狠锤一顿。
结果赖谁？在前线诚恳做事的孙承宗回家了。
以至于崇祯朝出现非常奇怪的情况，贤人在野。
一些有能力的人，读书一辈子，考个举人、进士，居然不愿当官了，转头做买卖去。
大官到了岁数能退休就退休，没到退休年龄创造机会也要病退，工作遇上困难能辞官就辞官，哪怕付出的代价是被削成白身，回家教教书都愿意。
大家连权力都不热爱了。
而刘承宗则是暴君的另一个极端。
平时对人兄长、前辈挂在嘴边，抬得极高，但在意志上斩钉截铁，根本不容置疑。
也同样没有任何避免承担责任的想法，甚至钱士升跟着军队这些日子，都没见过刘承宗惩罚将校，反倒让元帅军呈现出非比寻常的另一面。
盛京之战，素巴第在郊外败绩，靠贺虎臣接应出边，回来跟刘承宗请罪。
当时钱士升就在旁边，刘承宗居然说：这并非兄长之过，而是我未虑及八旗回援之速。
黑旗营啸，全军在夜里劳师动众，杜度和李延庚两个新降将领怕得要死，刘承宗又主动将过错背在自己身上，说是他考虑不周，让军兵过于疲惫，次日还给黑旗加餐。
当然，给军兵加餐的同时，刘承宗在黑旗营外的土坡上，借考校武艺的机会，把李延庚和杜度都揍了一顿，钱士升也是看见的。
钱士升看见的，不是刘承宗勇担责任骄纵将校。
而是刘承宗自信到根本不怕自己犯错，更不怕包庇将校使自身威望受损。
这人身上就带着一股子气概。
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跟着我，你可以出错，你就是错了我也能带你赢带你活，所有过错都错在我高估你的能力。
巨大的傲气让人自惭形秽而羞耻。
以至于元帅府的气质就和大明完全相反……他们都敢做事，不怕错，甚至生怕自己做的少不如人而使刘承宗蒙受屈辱，自己丢失权力地位。
说实话，钱士升非常确信，这种气概崇祯学不来也不能学。
学了只能更完蛋，创造出一群悍臣权臣、藩镇军阀，致使皇权旁落。
因为刘承宗能在自己建立的军队一呼万应，毫不费力地的把刺杀他的人一膀子撞死，比较武艺锤翻所有武将，并亲自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取得一场又一场胜利。
哪怕再骄悍的人，演武场上打不过刘承宗，战场上既指挥不动他的军队，也没有与之对垒的资格，外面还有一个又一个生死大敌，除了俯首帖耳的遵从命令，还能如何？
没招儿。
钱士升是真不想回去。
如果说早前，刘承宗、元帅府的叛军身份，还使他心中反感。
那么当刘承宗以三万军队战胜歹青六万大军，在兴安岭刊石记功，钱士升已经打心眼里不拿刘承宗当叛军头子看了。
这是天下第一等的英雄，跟他相比紫禁城里那个孩子身上没有半点龙气！
这次出使，他若能年轻二十岁，肯定就不会回去了。
但他已经六十有一，儿孙满堂，弟弟钱士晋去年病死于云南巡抚任上，留下两个侄子亦需他照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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