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人类从早期的愚昧落后的原始文明，逐渐过渡到农耕文明，以后也会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部分国家会迈入工业文明，继而掀起了波澜壮阔而又血腥残酷的殖民扩张运动，对那些仍旧处于农耕文明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的疯狂的掠夺和压制，同时也为自身的工业发展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开拓出广阔的市场。
在传统农耕时代，创新的动机很少。国家的政府和贵族地主阶级垄断着他们社会的许多资源，因此，他们往往更喜欢传统的行事方式，而不是新奇的方法。后者不太可能奏效，甚至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一般而言，商人和工匠也是比较保守的，在一个没有专利法保护的时代，努力从事发明创造的人通常发现，他们自己的创新马上就会被他人模仿，或者受到强大的手工行会的压制。在这种环境下，投资新技术是没什么价值的。
农业时代技术变化的缓慢节奏本身就阻碍了创新，因为这意味着，投资者根本不可能在有生之年获得任何回报。对一些工坊场主或者贵族地主阶级来说，与其辛辛苦苦寻找更有效的贸易途径，不如用武力或律法手段来维护对丝绸或者宝石之类商品的垄断权。对一个国家政府来说，以夺取邻国财富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似乎合情合理。在一个没有后世那种研究机构和竞争公司的社会，战争的风险（尽管存在风险）通常要小于向不确定的技术进行投资，因为这种投资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好几个世纪才能产生利润。
当然，农人的耕作也妨碍了创新。大多数食物、燃料和纺织品来自小农户，他们使用的技术很传统，也没有什么途径获得资金或技术。在这个时期，绝大多数的人居住在农村，远离城市的知识中心，与市场和新技术的联系很少。
农人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绝大多数，也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的生产力很低，因此，农耕文明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必然也是低下的。农户低下的生产力也限制了城镇和城市的规模，因为一般而言，在农业时代大部分时间里，大约9个农民才能供养一个城镇人员。这意味着城市人口通常只占总人口的10%。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的城市人口规模最多也就是三五万到十万左右。
不过，即使在农耕文明中，至少也存在某种创新的区域所在，那就是存在竞争市场的地方。而有竞争的地方，效率就显得很重要，因为通常而言，工作最出色、价格最低廉的商人和工匠，最有可能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找到买家。
汉洲若是想直接从农耕文明跨越到工业文明，继而跻身强国行列，那必须要在汉洲民众当中大力培育和发展工业文明基因。
除了鼓励普通民众进行各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发明，还要尽可能的扩大平民教育，使更多的人能学习到基本的文化知识，以提升汉洲的国民素质。齐天曾经野心勃勃的想通过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将汉洲不多的人口识字率提高到30%--40%。但经过五六年的发展，他就被无情的现实打了脸。
要知道，后世新中国刚解放的时候，国人识字率大概在10~20%左右。然后以此为基础，将识字率提高到66%，就花了28年。这个数据还是基于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
而汉洲，不说没有足够多的读书人，即使有，那些拼命在工场和农田里做活的移民，哪有这么多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识字水平。每日的繁重的劳作，几乎都已经榨干了身体里的最后一分精力。
不过，基于能让孩子在学堂里免费吃一顿不错的午饭，再加上民政府的强力要求，大部分适龄儿童还是被自己的父母送入汉洲各地的学堂，接受基本的三年知识教育。算是为汉洲下一代提升识字率水平，稍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汉洲发明创新专利法》是为了鼓励我汉洲民众勇于创新，勤于发明，努力提升工农业生产技术，并能从其中得到巨大实利。”齐天将手里的一份文书看完后，对潘其风说道：“鉴于部分民众对此尚不能全部理解，民政部和工部不妨将以前实施的重奖措施，换一个名义，改为技术专利的使用费。要让那些实施发明创新的匠人和农人切实体会到，自己一个对某项技术或者某个物件做小小的改进后，不仅会得到巨大的实际利益，而且还可以长期的对这项技术或者改进长期的持有。”
“若是有匠人或者发明创新之人想以此创办工场作坊的，工商部要积极协调汉洲大钱庄给予资助，或者可以投资入股。对于能填补我汉洲市场空白的商品生产，也可以予以两年或者三年的免税鼓励政策。”
“大统领，既然可以给某些创新发明之类的工场主或者作坊实施免税，那其他商户若是为此鸣不平，那又该如何？”潘其风说道：”要知道，很多原巴达维亚来的商人，其税收减免政策要到期了。他们许多人呼吁我们汉洲的商税能再降低一点，不说和大明的三十税一相比，就是和巴达维亚的七八分税相同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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