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以“北伐”为国是，借口防备大明永初沿海袭扰之事，全面推进扩军计划。顺治六年（1649年），他任命李时昉为守御使，负责整顿拱卫京畿的守御厅，下设广州（南汉山城）、杨州、竹山、原州四营，以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力量。今年二月，又将守御厅下属的牙兵改编为炮手（鸟枪手）和射手。
三月，李淏任命李浣为御营大将，负责整顿和扩充中央军御营厅。八月，孝宗移拜李浣为训练大将，又对另一支中央军——训练都监进行整顿和扩充。当时训练都监兵约5000人，李淏还计划将训练都监兵扩充到人。
去年年底，随着多尔衮的死去，清朝对朝鲜的干涉大幅减少，使李淏得以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北伐事业。李淏内心对清朝是非常敌视的，他感叹若不是年年朝贡，朝鲜的财政状况也不会如此糟糕。此外他更是积极酝酿北伐论，计划在自己五十岁前与清朝决战。
李淏单独召见宋时烈于昌德宫熙政堂，曾和盘托出他北伐的抱负。李淏自信“熟知彼中形势及山川道里”，因此对清朝没有“畏慑之心”。他的北伐论是建立在“满清崩溃论”的基础上，即他判断“彼虏有必亡之势”，依据如下：
皇太极兄弟众多，顺治帝兄弟稀少；
皇太极时人才济济，顺治帝时都是庸劣之辈；
皇太极时崇尚武事，顺治帝时日益汉化，武事渐废；
顺治帝“虽曰英雄，荒于酒色已甚，其势不久”。
他认为北伐的可行性在于，中原豪杰义士会群起响应，满清已开始不尚武事，辽沈防备空虚。另外，朝鲜向清所贡岁币都在辽沈，北伐期间可资军用。丁卯、丙子胡乱中还有数万朝鲜俘虏，可为内应。
因此，孝宗计划在十年内培养精锐鸟铳兵10万人，等待清朝内乱，然后出兵直抵山海关外，强调“大概今日事，于吾身不能有为，则将不能有为矣”。
听了朝鲜使者“联明击奴”和相约择时“北伐”的建议后，耽罗岛上的大明官员和将领如何敢自专。随即热情款待朝鲜来使，并派出一艘快船，将此间消息报与登莱，请朝廷派出阁臣要员前来与朝鲜协商停战及联合作战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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