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就连《汉律》，都是汉相萧何在《秦律》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增补，便原封不动的成为了汉室的核心司法依据。
光从‘汉承秦制’，以及‘秦二世而亡，随后汉立’这极为短暂的时间间隔，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到了汉室，起码在汉初，皇位的传承制度，应该依旧是表面上披着一层禅让的遮羞布，实际上却是禅让给储君太子。
但相较于秦，汉时的皇位传承规则，朝着‘世袭’的方向更近了一部。
这一点，我们从史料记载中，高祖刘邦意图废长立幼之时，公卿百官多以‘立嫡立长’的世袭准则为劝谏，便可以看出。
而从百官同时不忘提一句‘太子仁善，可即宗庙’来看，以‘任人唯贤’为准则的禅让制度，依旧在汉初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这种情况，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华夏帝王开始丢开‘我是因为贤明才继承皇位’的遮羞布，转而直接承认‘我就是因为我爸才继承皇位’呢？
关于这一点，我在正文中有所提及：‘禅让’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是以汉武帝刘彻晚年，因天下民生凋零，生民哀鸿遍野，甚至出现农民起义的征兆时，汉武帝刘彻颁发罪己诏作为标志。
武帝罪己诏，除了使得当时蠢蠢欲动，随时可能陷入乱世的天下立刻平定下来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意义。
首先，便是‘天子罪己’，即皇帝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举动，彻底撕碎了‘天子因贤明而得立’的遮羞布，从而间接宣告了‘任人以贤’为准则禅让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华夏封建政权的传承，开始由内而外、全方面无死角的完全以世袭为准则。
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尧舜之时，大家是真的禅让，所以犯错没关系，认错也没关系，大不了把地位禅让出去就是了，反正早晚都要禅让。
而在尧舜之后，一直到汉武帝罪己诏之前，大家都是从‘真的禅让’，一点点朝着‘只世袭，不禅让’的方向挪动，经过数千年的循序渐进，最终在武帝罪己诏之后，正式抵达‘只世袭，不禅让’的彼岸。
在这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中，也有几个极具标志性以及时代意义的典故，为这个转变过程猛踩了几脚油门。
——成王幼，周公姬旦摄政，得天下共举，仍还政与成王；
——康王幼，召公姬奭助政，依旧不曾有丝毫邪念，尊尊教诲康王成人，而后还政。
有了这两件‘明明可以通过禅让得到皇位，却选择维护世袭而放弃皇位’的着名按理，禅让制度才彻底沦为表面功夫。
从另外几件事，我们也能看出：即便是在武帝罪己诏之后，‘禅让’制度，也依旧发挥了一段时间的历史惯性。
如西汉末年，王莽便是通过‘禅让’，得以成立新朝；只不过最终，被中兴汉室的刘秀推翻。
又比如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魏王曹操薨故之后，其子曹丕也同样是通过‘禅让’的方式，从汉献帝刘协手中接过了皇位；只不过最终，被司马家摘了桃子，魏亡而晋兴。
从这两例‘通过禅让得位，最终又都失去皇位’的事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在武帝罪己诏之后，禅让制度虽然还倚靠历史惯性发挥着影响力，但早就已经没有了实际施行的基础，也早已不被普世价值认可。
最后，就是这位读者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既然皇帝不能认错，那武帝发罪己诏，岂不应该威仪大损吗？
可实际上，武帝颁罪己诏，不是受人赞扬的事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武帝罪己诏，之所以没有‘威仪大损’，几乎可以完全解释为‘乃族之荫’。
诚然，作为青史留名的‘武皇帝’，世宗刘彻的武功，堪称是青史含有。
但作为客观的历史研究者，或者说是爱好者，我不得不承认的是：相较于武功，武帝刘彻的文治，几乎可以用‘不肖父祖’来形容。
在刘彻之前的文帝、景帝时期，天下轻徭薄税，生民安乐，汉室的税率更是从高祖刘邦时的十五税一，一度被降到了三十税一的超低税率。
——三十税一，就是百分之三点三，比现代储蓄利息还低一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
但在刘彻继位之后，短短二十年间，经过整个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府库，便被武帝刘彻败了个一干二净。
这些钱，莫非都用在了对匈奴的征讨之上？
从史料来看，显然不是。
——文景之治近七十年积攒下来，用于汉匈决战的老本，被武帝刘彻尽数用在了大兴土木、兴建宫阙，以及封禅、巡游、享乐之上。
而与匈奴决战的军费，则都以苛捐杂税的形式，全部压在了天下百姓的头上。
也正是因此，在卫、霍两位天之骄子相继离世之后，原本对北讨匈奴持有较高支持度的天下百姓，逐渐从‘闻战则喜’，转变成了‘闻战则恼’的态度，最终，为了继续维持对外征讨，武帝刘彻在得不到充足兵源的情况下，甚至不得已推出了‘武功勋’这样的补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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