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流行在北非地区和意大利南部地下，主张耶稣次于天父和反对教会占有大量财富；被东西帝国共同查禁的异端——阿里乌斯派。曾经东罗马境内发起过圣像破坏运动的穷人教会/保罗派……
而这种复杂局面，又给了那些曾经被镇压和融合的古代地方异教信仰，得以在夹缝当中死灰复燃；乃至改头换面以乡土教堂的掩护，或是地下结社的形式，继续活跃在一些边远、偏僻地带的机会。
然而，这个时空的教会虽然因为分裂的缘故，并没有因为垄断知识传承和世俗解释权，在大陆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但也因为长期分裂的论战辨经和争夺信徒之下，对于底层的影响更加深入。
或者说，虽然中上层因此多少缺乏敬畏心，而将其当做一种协助统治的工具；但是在中下层普通民众的影响和存在感，却是不减多少。从出生的洗礼，到结婚的祝福，日常礼拜，再到临终弥散。
几乎是参与到了生老病死的每个环节，和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自由军中也不乏，半路投奔的神甫、司阍、助祭之流底层教士；因为在时代洪流的滚卷激荡之下，他们也无法独善其身。
之前西兰王国的主流信仰，还是同属于西帝国、圣王国的普世派（罗马教廷）；然后在地方上又残留着一些阿里乌斯派，和其他具有异教传统的乡土化小派系。而被王室支持主流的镇压和查禁。
由此形成首都、省、郡、城、乡/教区的金字塔式架构；王国教士群体七、八万人，但其中堪称高层的大主教和主教只有六百多人；几乎都被王室贵族出身的子弟，及其关联人等长期垄断和把持。
剩下的数万下级教士来自市民、贫民、富农群体。虽然通过从小为修道院和教堂服务，以及教会学校毕业，可以获得最底层的圣职。但是几乎也就只能止步于乡镇的主祭，或是城市里的助祭阶层。
但是这一切却都被五月风暴，带来的系列变乱给打得粉碎。先是逼迫废王退位的自由派/首都公社，为了应付货币贬值和国库空虚，下令各地查抄和拍卖了大批教会地产，而充入新政权的国库。
当然了，能够买得起教会地产的都是贵族，商人之类的富有阶层，平民百姓根本无法受益，反而因为其中各种营私舞弊，贱买贱卖的行为，对新政府愈发失望，而埋下了倒台的祸根。
因此，这些落入富商贵族手中的教会地产，在动乱中几经转手之后，几乎被自由军所查没。因此，才有了斯提芬司祭的最初试探。当然了，这其中的产权关系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就算追溯起来也是极其麻烦。所以估计也是问问而已。
而后又有共和派的国民公会/宪章政府；下令全国数万名教士、修女在内的圣职人员；向新政府代表的国家和民众宣誓效忠，而不是向国王/王室及其领导的王国效忠。结果又导致一场持续大分裂。
其中只有小部分神职人员，重新向王国的新政府宣誓；与过去脱离关系。而大多数教会的高层人员，更是纷纷出逃国外和地方，乃至加入到保王党的行列中去；参与到旧贵族对首都的反攻倒算。cascoo.net
再加上外敌入侵，又导致原本地方拒绝宣誓的神职人员，再度产生分歧。因此当下王国境内的教会组织，也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境况。世俗影响力的削弱，也多少也方便了自由军重新整理局面。
比如，自由军所过之处很多乡村和市镇的神甫，就毫无阻碍的投向了秩序的维护者。又比如，如今阿维尼翁城内的教会高层几乎空缺，因为他们多数与王党旧贵族相关，而抵制来自首都政府的命令。
剩下一个圣母堂的司祭斯提芬，就是城内仅存圣品最高的教士了，而且，因为他是向新政府宣誓的少数派，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弟子一起都被囚禁起来，直到自由军的到来。
因此，在这次充满了相互试探的会见结束之后，江畋随即下令道：“来人，请拉察神甫过来一趟。”
底层教士当中，又分为服务世俗的白衣教士和终身守贞奉主的黑衣教士；而只有黑衣教士才能升任更高的阶级，当任地方主教以上的圣职；因此在自由军中的教士，主要都是可以结婚的白衣教士。
但是，也有极少数个别的特例；就是这位终身事主的拉察神甫，居然是个宣誓过的共和派；他甚至拉起了一支起义军，而攻破了好几座贵族庄园，并且吊死了从管事到主人在内的所有男性成员。
或者说，因为早年的某种遭遇和经历，让被变相流放道偏僻乡村的他，成为教会底层神职人员当中，相对苦大仇深而又愤世嫉俗，作风和行事比较激进的极少数异数之一。
因此，当他向自由军投诚的时候，江畋也额外给了他一个多余的选择。要么放弃守誓的黑衣教士身份，加入自由军而成为一个军官，或是一名地方行政官员；或是继续以教士身份提供宗教服务。
然后，拉察神甫也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也因此成为了自由军当中，为数不多的随军主祭之一。带领一群专门挑选出来的神职人员，同时在各地巡回传教布道的时候，宣传自由军的主张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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