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代滞留中亚地区，仍被唐朝视为波斯王。据《册府元龟》记载，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仍不断有“波斯王”遣使来朝。在天宝五年(746)，其王忽鲁汗遣使入朝，封为归信王。
曾向唐朝献“千年枣（波斯枣即枣椰）”。史载“又有陀拔斯单者（意译山地），或曰陀拔萨惮。其国三面阻山，北濒小海。居婆(应为“娑”)里城，世为波斯东大将。波斯灭，不肯臣大食。”
不过在这个时空里，历史的轨迹似乎除了一点点小小的偏差；按照正常的历史发展，起码要等到四年后的调露元年（679年）。唐高宗派吏部侍郎裴行俭，率兵护送泥涅师返国，并重建波斯都督府。
然而，在护送至安西碎叶城时，因唐军将士骚动不再前行，只能让他独自率部回到吐火罗。为对朝廷有个交代，裴行俭顺手奇袭活捉了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亲附吐蕃的监国吐屯李遮匐。
但在这个时空，这场假道伐虢式的战役，似乎有可能提前发生了；因为在半个月前的朝会上，居然有鸿胪少卿崔玄伟主动提出，派兵护送卑路斯回国，以为巩固安西四镇，并招抚河中诸国的建议；
主要的原因，还是重新收复的安西四镇，除了内附称臣的于阗国之外，其他大部分地方尚且还不稳固；有大量后突厥政权的残余，游牧在广大沙漠绿洲与草原隔壁之间，像是墙头草一般朝夕摇摆。
因此，越往葱岭（帕米尔高原）方向，唐军的控制和影响力就越发的有限；尤其是最西北端的碎叶镇（今吉尔吉斯坦的托克马克附近）境内，唐军能够控制的就是碎叶城及周边十几座戍垒、烽燧。
这还是依靠了城内的汉家移民后代（比如李白的先人），以及部分的归化人和附庸部族的支持；这才初步站稳了脚跟。但也无力再扩张和主动进取什么，而只能以有限的兵力，保持现状待援而已。
但是，之前西京诸位宰相的上书，多多少少的影响了这个历史节点；或者说，是在那份关于安西四镇，可能潜在商贸和税收之利的附录当中；通过一系列报表所推算和规划出的上百万缗预期收益。
实在是踏过令人眼红耳热了。哪怕高宗只是象征性的赐绢，嘉奖了这些辅佐太子监国，而不忘体察君心、忠于国事的表现，就在没有任何下文了；但私底下却隐隐掀起一股了解和关切安西的风潮。
其中尤以宗室外戚、勋贵将门居多；显然其中诸多常年往来的资深豪商，以巧妙的现身说法，证明唐绢一匹在河中翻价十倍，在遥远泰西列国更是价比等重金银；也让财帛之利过于撩动人心之故。
但是，作为大唐朝堂上的君臣们，固然不方便居中言利；但是作为这些与国同休、累世富贵的显赫家门，就完全没有这种忌讳和避嫌了。更妙的是其中还得到了，来自在唐昭武九姓的响应和呼声。
所谓的昭武九姓，当然不是指单纯的九个国家，而是指乌浒水和药杀水之间，所谓的河中之地长期存在，诸多林立的地方势力/中小国度的总称；其中既有绿洲城邦，也有游牧势力，更有半耕半牧。
但他们统一的特征和擅长，就是依靠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而兴衰起伏、更替往复；因此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过程中，依照熟悉程度和影响力多寡，从中选出九个较大国度，将其统称为昭武九姓。
就是按入朝中土后的命名习惯，分为康、安、曹、史、米、何、石、火寻、戊地九个姓氏；长期存在有康、安、曹、史、米、何、小安、东曹、中曹、那色波、穆、漕、毕、钹汗、乌那曷十数国。
而这些来自河中的昭武九姓，在中土还有另一个统称：粟特人；也是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东段上，诸多商业族群的源流；其中很多人都因此归化大唐。后世的安禄山、史思明之流，皆是源自于此。
但相比后世闹得人憎鬼厌，却依靠给教会和贵族干脏活，而顽强延续的包皮佬；粟特人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索格底亚那），由历代被逐出东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制造民族大迁徙后剩下的大杂烩。
因此，类比于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的印度，就是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描述的信德河流域——月落之地。因此堪称民族宗教的大熔炉，既有东传的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有北上的佛教、
而这一次在卑路斯的复国行动中，居然就有这些粟特人的推动和赞助。其中道理也很简单，相对于来自高原上的险恶之地，统治手段粗暴蛮横的吐蕃人，还是世代打交道的中土天朝更加符合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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