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沉忆辰想要实现人格平等，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去挑战千百年来高高在上的皇权，那反驳杨鸿泽“与民争利”这条弹劾，就是沉忆辰明牌去剥削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说到宋明士大夫阶层经常反对的“与民争利”，那么首先就得弄明白这个“民”到底代表的是谁。
普通的底层老百姓？还是说士绅阶层？这些都得从封建王朝阶级划分的本质说起。
“士农工商”这个最初的排序，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士大夫阶层与天子共治天下，身为统治者天然地位要高于其他阶层，这点是毫无悬念的。
“农”排第二的原因，就在于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小农经济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但凡田产收成出现了什么意外，轻则国之动荡，重则会出现亡国先兆。
至于“工商”两者，在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之前，都是属于边缘的范畴，对于统治者来说无关痛痒，实在不行退化到原始的以物易物，也能维系着国家的稳定。
但是封建王朝历经千年发展之后，特别是明朝中后期江南手工经济爆发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那么“士农工商”这套排序就已经阻碍了社会的进步，甚至演变为了一道枷锁。
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被“囚禁”在土地上面，一辈子都只能当一个老农，生产资料跟工具全盘被更为强大的士绅阶层掌控，他们事实上成为了“商人”利益集团，演变到了“士商”一体。
与民争利的“民”，从来都不是人民百姓，相反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垄断了整个市场赚的盆满钵满，普通底层百姓根本就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
于是乎明末出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场景，那便是江南发达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了各种手工工厂跟商业城市，海外走私贸易极其发达，整个世界的白银疯狂涌入大明。
可却在另外一边，大多数底层百姓在各种天灾人祸打击之下，还处于最为原始的“以物易物”阶段，一辈子没摸过几次银子，饥寒交迫饿殍遍地！
士绅阶层跟普通百姓，仿佛生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说实话这种两极分化的场景，皇帝跟朝堂高官不是没有察觉，否则历朝历代也就不会有改革变法诞生，变革这种东西本身就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
只是每当大明朝廷想要开发商业市场，并且有税收的想法，比如说开海禁建海关这种，朝野的士大夫阶层就会群起反对，说皇帝这是在与民争利，妄图剥削民脂民膏，简直乃夏桀商纣再世！
大多数时候话语权是掌控在士绅阶层手中，一旦引发了他们的反对，就连皇帝都无法抗衡，这点从明末崇祯政令出不了紫禁城就能看出来。
沉忆辰的这封《公仆疏》，就是想要从根本上，扭转士绅阶层的话语权，让最底层的百姓们意识到，官员乃至于皇帝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群体，他们更应该是服务者。
亦或者用现代的言语形容，那便是人民公仆！
其中民众大于统治者这个概念，古代早就已经出现，比如说什么民贵君轻，民为水君为舟等等。但是这玩意说的好听，却没有限制住统治者的权力引发质变，到最后就连老百姓自己都不信，仅存在于某些振臂高呼的士大夫嘴中。
一番奋笔疾书，数千字跃然于宣纸上，沉忆辰望着未干的墨迹，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痛快感。
就如同他之前跟倪谦说的那样，其实内心里面不爽文人士大夫这群“伪君子”许久，却碍于身居高位得考虑朝野稳定，很多话语只能埋藏于心中。
现如今对方发起了弹劾，沉忆辰终于可以把心里话，用文章的方式给抒发出来，怎能不爽？
写完这篇《公仆疏》之后，沉忆辰起身朝着宫外走去，目的地乃《文报》的报社总部。
何闻道主编的《文报》，经历过这些年的发展，以及沉忆辰的刻意扶植，基本上已经取代了以往朝廷效率低下的邸报，成为了大明最为有力的宣传机构。
大明每个州府郡县，乃至于许多村镇祠堂，都有着信奉沉党的读书人去宣传解说这份报纸。让那些底层老百姓真正做到了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朝野发生的大事情，以及目前大明的种种变化。
沉忆辰拒绝了徐有贞“开战”的想法，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文官集团的攻讦选择妥协，相反他要用一种从未有过的舆论攻势，用天下万民的大势，来战胜整个士绅阶层的特权！
种种方式中，唯有《文报》能做到这一点。
报社编辑部何闻道跟彭时、岳正等几位年轻沉党官员，正在满腔义愤的商讨着杨鸿泽弹劾沉忆辰的“七宗罪”。
他们视沉忆辰为学派领袖，乃至于自己的精神偶像，怎能容忍传统文官理学家的“污蔑”。如果说官场有能者居之，以及执政锐意进取就是错误的话，那么大明就会沦为一个行将就木的国度，文恬武嬉再无中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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