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冬仁还记得陈东山的个人经历，十分丰富，也十分复杂，在红党、国党和汪伪之间，都有很深的资历，也有很广的人脉。
陈东山，曾经是红党一大的代表，一九二二年他自行宣布脱离了红党，一九二三年被红党正式开除了党籍。
一九二五年他转而加入了国党，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人脉，一步步，在国党内，站稳了脚跟，获得了重用。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的局势，变得越发复杂起来，各政治派别，为了抵御日本侵略者，暂时团结在了一起。
常、汪也开始了合作。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陈东山就任了国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手握重权，地位举足轻重。
可魏冬仁也听说过，常、汪两人虽然表面上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可两人之间的关系却极其微妙，矛盾重重，互相提防，互相打压。
暗地里，他们一直在明争暗斗，争夺权力。
汪兆铭虽然就任了行政院长，看似手握大权，可实际上却处处受到常凯申的牵制，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
陈东山曾经私下里跟他抱怨过，说行政院就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
看似风光，实则空虚。
军事、财政、外交等项大权，全都掌握在常凯申的手里，行政院根本无权过问，他这个实业部长，也只是个空有其名的摆设。
尤其是，卖国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更是让陈东山气愤不已。
他心里清楚，这两个条约的签订，常凯申才是真正的主谋，可汪兆铭却因为主持签订条约，成为了全国人民的众矢之的，被万人唾骂，背上了卖国求荣的骂名。
陈东山本人就任实业部长，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却根本无法履行自己的职务，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只能每天借酒消愁，发出“酒杯浇尽牢愁在”的感慨。
魏冬仁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金陵的一家小酒馆里结识了陈东山。
那时候陈东山正独自一人在酒馆里借酒消愁、神色落寞，与平时那个意气风发、手握重权的实业部长，判若两人。
他主动上前给陈东山倒了一杯酒，陪陈东山说了几句话，两人就这样渐渐熟悉了起来。
陈东山，觉得他精明能干，野心勃勃，是个可塑之才。
而他，也觉得陈东山手握重权、人脉广阔，是个值得依靠的靠山。
于是，他便一心巴结陈东山，唯陈东山马首是瞻，自诩是陈东山的亲信。
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随着江城的沦陷，他被调到了江城，负责江城侦缉队，后来侦缉队与特工组合并组建特务处，他担任特务处的副处长。
此后，魏冬仁与陈东山之间虽然联系变少了，但偶有书信往来，陈东山也曾经多次在上级面前为他说过话，帮他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他心里，陈东山就是他的恩人，就是他的靠山，陈东山给他递话，他不能不听，也不敢不听。
更何况，陈东山现在的地位比以前更加显赫了，在汪伪政府的上层话语权很重。
他怎么敢，违抗陈东山的意思？
魏冬仁，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着自己心底的震惊和紧张，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他再也没有了刚才的不耐烦和质疑，对着杨钧海，语气急促，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气势，大声说道：“走！快带我去秘书科，接电话！”
他的声音，洪亮而急促，在寂静的审讯室里，回荡着，带着浓浓的敬畏和紧张。
说完，他也不等杨钧海反应，转身就朝着审讯室门口走去，脚步飞快，甚至有些慌乱，连椅子腿，摩擦地面，发出“吱呀”的刺耳声响，他都没有在意。
杨钧海被魏冬仁突如其来的反应，吓了一跳，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连忙快步跟了上去，一边走一边小心翼翼地说道：“站长，您慢点，秘书科在三楼，我给您引路。”
杨钧海心里越发好奇起来。
这个陈先生，到底是谁？
竟然能让魏冬仁，如此敬畏，如此紧张？
看来，这个人，绝对不简单。
沪上的这个电话，也绝对不是什么小事。
孙一甫和刘江、侯振勇，看着两人匆匆离去的背影，脸上，都露出了错愕的神情，相互对视了一眼，都从彼此的眼神里，看到了浓浓的疑惑。
孙一甫皱着眉头，心里暗暗嘀咕：“陈先生？”
“到底是谁？”
“竟然能让魏冬仁，如此失态？”
“看来，季守林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这里面，肯定牵扯到了上层的大人物，我可得小心点，别一不小心惹祸上身。”
魏冬仁和杨钧海匆匆走出地下审讯室，沿着楼梯快步走上三楼。
一路上，魏冬仁都没有说话，脸色凝重，眼神坚定，脑海里，反复琢磨着，陈东山为什么会突然给他打电话？
为什么会让沪上的人，给他传话？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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