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正口上说是三策，但实际可以概括如下。
一是分离禁军的调兵权与统兵权，左右护军中尉掌统兵权，枢密院掌调兵权，左右护军中尉与正副枢密使联名状文获准后，神策军才能调动，这样做还有限制宰相做大的作用。
杨复恭被杀后，宰相分掌禁军，御马监成立后，宦官掌十一营内军，如果说神策军是朝廷的卫戍部队，那御马监虎豹陷阵大正武原四营及紫微七军就是皇帝本人的牙兵。
在这样的局面下，为防外臣作乱，韩正建议移调兵权给枢密院，毕竟枢密使一般都是宦官担任，如此一来，御马监的宦官还会受到枢密院宦官的威胁，李晔的牙兵才会安分。
这一举措可以保证中央稳定，李晔赞许一笑。
第二策是内外相维，继续保证神策军对关中藩镇的压倒性优势，使中央常备武装足以制止关中藩镇可能发生的变乱，同时关中各镇兵马合起来也能防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的内变。
第三，禁镇更戍，兵将分离。
无论驻防京师的禁军，还是关中藩镇的军队，都必须定期调动，朝廷在防秋政策的基础上，扩大左右神策行营的辖区，定期调动兵马使，关中藩镇必须轮流出兵卫戍京师。
这一措施遭到了兵部官员的激烈反对，兵部侍郎齐晋说道：“禁镇更戍固然能控军，藩帅也不能再率兵同朝廷对抗，但坏处非常明显，一旦以防秋名施禁镇更戍，那么必然会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局面，将士不会给陌生将帅卖命，对部下毫无恩威的将领也难以号令将士，田弘正如何在镇州遇害的，五位宰相陆续出镇河东又是怎么失败的？”
“朝廷有一个郑相公，也能有一个刘相公，但没有千万个。”
齐晋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唐廷移调李愬为魏博节度使，改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但结果是，田弘正全家被杀，李愬被迫离任，魏博和成德复叛，元和削藩的成果荡然无存。
二是河东大乱的故事，郑从傥出镇河东之前，河东矛盾重重，兵变频发，朝廷相继派出窦瀚、李侃、李蔚等重臣，但都难以遏制，广明元年，节度使康传圭被杀，河东军暴乱。
“实行禁镇更戍不但会极大降低藩军的战斗力，还不利于陛下壮志，陛下胸有神剑，志在天下，将来还要出关与中原群雄争锋，如果现在实行更戍法，无异于自毁长城。”
户部侍郎杜弘徽附议道：“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难与关东强藩争雄，此为其一。其二，朝廷虽然收复了两川，但用度并不宽裕，如果收回关中兵马，朝廷就要再承担一笔庞大的军饷冗费。其三，朝廷不必直辖藩镇兵马，掌控刺史和兵马使一级以上的文官武将即可，一旦战事爆发，朝廷驱狼吞虎就行，当初李吉甫相公移调四十八镇节度使正是这个用意。”
“既然如此，朝廷不如听之任之，扶持听话的，严惩骄横的，在朝廷军力占优的情况，试问杨守贞、李思孝、杨守忠、杨守信、张威等人，哪个敢有二心？”
李晔点点头，总结陈词道：“自李茂贞伏法后，关中藩镇事朝之礼甚恭，贸然抽调他们的锐士，恐怕会让他们认为朝廷在猜忌他们，禁镇更戍法适用太平盛世，那就日后再议罢。”
皇帝表态反对，韩正的第三策被集体否决。
随后发言的是杨涉，杨涉的建议如下。
为防止下一个王建的出现，朝廷收回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全部州县，同时废除两川现有的防御使、观察使、处置使等地方长官，选派文官出任刺史、司马、县令、县尉等地方官，三年一更换，州一级直接对中央负责，大小事报奏朝廷，不再听令节度使。
第二，东西二川不能再有幕府，新的节度使也不准再开衙组建牙军，对于现有的西川牙兵要逐渐裁汰，想一个周全的法子安置，但决不能发回原籍为民，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牙兵一旦被遣送原籍，基本上都会成为横行一地的恶霸，要以肃代二位先帝的先例为教训。
幕府的编外文官对节度使的影响力太大，权势也太重，只要节度使骄横，朝廷派任的刺史司马县令就成了幕府随意发配处置的对象，藩镇武家政治就会渐渐蚕食中央集权制。
第三，制其钱谷，在成都和梓州开转运司，从户部和御史台派出官员出任正副转运使，二使开府办事，剑南二道所属州县财赋，除保留少量日常经费与官员俸禄及常平仓留存，其余的钱帛都要押送京城上交朝廷，由户部核算入库，节度使不得占留。
第四，全面解除西川武装，对于东西二川现有的蜀军，除五院牙兵以外，一律发回原籍为民，各州重建折冲府，州司马负责统计本州自耕农并造册，然后将兵书报送兵部。
如此一来，西川的割据根基就被彻底摧毁了。
接下来发言的人还有很多，不必一一赘述，内阁会议结束后，李晔下令官员回衙办公，各知制诰与翰林承旨按照会议内容草诏，六位中书舍人裨补缺漏，三位宰相交差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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