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三年，世宗采纳何廷钰之言，准许民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的定制是要废除，此次户部也要好好筹划下，是否要在小平钱下再发行小钱。”
确定了平钱和银宝的兑换，魏广德又说道。
都说明朝为什么私钱泛滥，其实也是因为嘉靖皇帝的政令导致的。
说起来，其实明朝的钱法虽然没有“正名”过，但从朱元璋时期开始就数次变化。
朱元璋自受封为吴国公时铸行大中铜钱为起点，建明后，洪武八年开始发行大明宝钞，至洪武二十七年改行纯纸币流通制度。
只不过宝钞那点事儿，大家其实都知道，所以导致宝钞贬值严重，到英宗初弛用钱用银之禁后，白银逐渐排斥纸币，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
明后期隆庆朝，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以银为主，以钱为辅，银钱兼行的货币流通制度正式确立，变革才告完成。
在这一变革进程中，钱法曾作多次调整，先后构成了钞钱并行、单行钞、钞银钱并行、银钱并行等几种货币经济结构的不同流通格局。
元至正二十一年至洪武七年，鉴于元钞流通的崩溃，元明交替之际，一些反元起义军在建立各自的政权后，都铸行铜钱，重新恢复铜钱流通。
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受小明王之封为吴国公，于应天设宝源局，开始铸行大中通宝平钱。
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击败陈友谅，次年，改称吴王，'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钱五等钱式'，铸行平钱、当二、当三、当五、当十共五等钱，通行于吴政权全境。
洪武八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令民间通行'，同时，'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
重建全国统一的钞法，实行以宝钞为主，钞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
为保证钞法畅通，对钱法作相应变易，主要有三：
其一，规定大中、洪武通宝及历代旧钱皆等值使用，与宝钞兼行。
洪武八年，规定'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每钞一贯准铜钱一千'；洪武二十五年，又令'大明宝钞与历代钱兼行，钞一贯准钱千文'。
其二，规定宝钞与铜钱皆为国家通货，但铜钱主要用于小额支付，并规定专用铜钱的支付额度。
洪武八年，规定商税课程'一百文以下，则止用铜钱'；洪武十年，又令各省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钱'；洪武二十二年，又令'更造小钞自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
自此，只用铜钱的支付额度从一百文降为十文以下。
其后更是降低铜钱的法定地位，洪武八年，规定'凡商税、诸色课程，钱钞兼收，钱十之三，钞十之七'；洪武十年，又申令'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
这一钞钱并行制度下的钱法，是服从于朝廷以钞为主、以钱为辅的货币流通政策的。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因'钞法阻滞'，'诏禁用铜钱'，'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
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
自此，开始了明前期的纯纸币流通阶段，洪武以后，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皆承其制，并增立'户口食盐'等制'以重钞法'。
不过搞笑的是，在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的四十一年间，铜钱却并未绝对废止。
成祖永乐六年，命铸永乐通宝钱；宣宗宣德八年，命铸宣德通宝钱。
同时，还突破洪武时颁定的'禁金银铜钱不许出番'的法令，'遣内官赍往外番及西北买马收货'。铜钱自海陆两路'所出常数千万'，亦常用于赏赐外国。
永乐、宣德两朝不但依然铸铜钱，规定开铸之省局及年铸钱额度，这批永乐、宣德通宝钱铸作皆较精整，版式亦较整齐，显示有钱式规定。
而大明的铜钱不仅大量用于外贸，并许个别地区行用、支付，各有法度，构成了此阶段之钱法。
可以说，朱元璋禁铜钱的法令在他死后，基本就被废止，民间依旧维持此前钞钱并用的状态。
不过，宝钞的价值，在这段时期疯狂贬值，民间弃之如履。
宣德十年十二月，英宗甫登位，即诏'弛用钱之禁'，次年，改元正统，又'弛用银之禁'。
自此至嘉靖四十五年，凡一百三十一年间，明货币流通制度转为钞银钱并行，并在立法上始终未改变以宝钞为主要货币的规定，还在本阶段初期的正统、景泰年间，出现过'以钞法不通，复申钱禁'的波折。
但钞法崩坏是无法扭转的趋向，宝钞虽至明亡仍不断发行，但仅成保存祖制的形式而已，钞银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失去实际意义，以银为主。
银钱并行的货币结构格局已经出现，自弘治朝起，朝廷还不断诏令规定明钱、历代旧钱比价及对白银的折价，并不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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