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楚歌也不打算完全照抄盛太祖的办法，因为这件事情背后确实有个很难处理的现实问题。
就是实物税运输过程中必然存在损耗的问题。
空印案之后，地方管理会额外征收耗羡，用耗羡填补损失的数目，这样一来，实际上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所以，空印案堵住了官吏随意填写账簿的口子，但也没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大盛朝后期才有将实物税改为统一征收银两，而银两日常使用和熔铸时可能有自然损耗导致数目对不上，又有了火耗归公的说法……
总之，这件事情在封建社会几乎是无法彻底解决的，但一系列改革下来，至少能在当时起到一些效果，为王朝多延续几十年的国祚。
“以大盛朝初年的情况，将实物税统一改为征收银两肯定是不现实的，毕竟市场经济还没发展到那种程度。强行改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更何况盛太祖已经暮年，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也推不动这种动辄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改革了。
“不过就实物税损耗这一点，倒是可以搞一个简化版的‘耗羡归公’。”
想到这里，楚歌在脑海中想好了这次案件的处置方式。
掌印的官员处死、副印官杖责流放，并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空印行为再度发生，这一点当然还是不变的。
而后，定一个“耗羡归公”的策略。
也就是说，因为实物税的损失，出现“耗羡”是必然的。但这笔耗羡不能从百姓那里额外征收，而且必须要有严格规定，不能让各级官吏想征多少征多少，要有一个固定比例。
这样一来，各地仍旧如实按照征税的数据进行层层上报，到户部核验。
当运送路程中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产生损耗的时候，即可视为耗羡。进入户部时，如果损耗在正常范围内，那么就正常入库，多出来的耗羡同样也不能由官员自己留着，同样也要上交，但这些耗羡可以作为补贴发放给各级官吏或者有其他用处。
如果损耗不在正常范围内，那么就要说明缘由。如果是因为特殊情况，比如天降大雨，那么就要有相关的证明可供查验。
当然，楚歌也很清楚，古代的任何税赋改革都逃不开一个定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将各种杂七杂八的苛捐杂税合而为一，既降低征收难度，又让各级官吏没办法巧立名目进行贪污。
但在王朝末期，随着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度不断下滑，官吏还是可以想尽办法巧立名目地多收税款。
也就是说，原本几种税款合成一种，实行过一段时间之后，官吏又会巧立名目征收新税，而其实这种新税早就已经包含在之前的那几种税款之中了。
等于是朝廷从官员口中抠出灰色收入，官员优惠想办法增加新的灰色收入，百姓承担的税款反倒是越来越多了。
楚歌又不是神，当然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但他尽可能运用后世的智慧，让财税问题在盛太祖的这个副本里、在短期内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式，也算是能够对付着交差了。
在楚歌想好了大致的对策之后，就自动推行了下去。
然而就在楚歌准备去看一看大盛朝国祚的变化情况时，却发现这次的案件还没有结束。
小太监前来启奏：“陛下，方士用方大人求见。”
楚歌愣了一下：“方士用？”
他在脑海中快速搜索这个人名。
很快，想起来了。
这是当时的一位名士，也被卷入到了空印案中。
在历史上，他向盛太祖上疏，洋洋洒洒数千言，论证“空印案无它罪、可恕”。
而盛太祖给他的回答是：流放。
楚歌意识到，这次的情况多半与最初的文士副本一样。
仅仅给出一个措施还不够，还要当面驳倒这些人，任务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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