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耀的魄力来自于他对未来的预知。
铁路是交通运输才是交通运输业的未来，这已经是被历史证明的东西。
梁耀是个穿越者，抓住时代风口的机遇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对于一个穿越者来说是基本操作。
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猪都能起飞。
再者，一千多万美元的投入也不是他的全部，他赌得起。
而范德比尔特是当世土着，一千多万美元的流动资金是他的全部。
走出舒适区，将毕生全部心血投入一个新的行业，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有这个魄力。
范德比尔特生于18世纪末，这是一个战乱不断、经济萎靡、社会动荡不安年代。
范德比尔特长于19世纪，这是美利坚逐步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革，大量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时代。
整个19世纪他几乎抓住了这个时代所有的发展机遇，在每一次社会大变革中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把握住了最正确的梭哈时机。
19世纪30年代，正值风帆船和蒸汽船交替之际，很多船主都在风帆船和蒸汽船之间摇摆不定，难以抉择，范德比尔特果断地卖掉了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帆船船队，去为蒸汽船船主托马斯·吉本斯打工，从进入蒸汽行业。
19世纪40年代末，面对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他又毅然决然地选择和政府正面对决，亲自开辟了尼加拉瓜航线和有官方背景的太平洋邮船公司分庭抗礼，将前往巴拿马的人潮分流到自己打通的交通渠道上。
现在，他又做出将全部流动资金投入铁路交通运输业的决定。
这样的人要是不能发财，那才是天理难容。
梁耀和范德比尔特在列车上干下了这一杯酒。
此时大陆另一头的同行们还活在自己的舒适圈内，浑然不知此时此刻，美利坚未来的两个铁路大亨已经在一节平常的火车车厢内达成了合作。
美利坚的铁路交通运输业，即将迎来一场腥风血雨。
对于梁耀和范德比尔特的这次合作，后世的史学家如是评价道：
梁先生和范德比尔特先生于1851年4月达成的合作协议，瓦解了18世纪贵族的残余力量，动摇了保守的商人精英阶层，并且摧毁了不少垄断；正是他们，让自由、公平的理念变得更加深入人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是，他们的铁路帝国摧毁了各州在州际贸易上所设置的障碍，推动了美洲的自由贸易，并且击溃了18世纪的顺从文化和特权阶级思想。
强大的魄力和决心，是梁耀和范德比尔特的共同点，两人也有着迥然相异的特点。
那就是范德比尔特只干政而不参政，而梁耀既干政又参政。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范德比尔特是荷兰裔，荷兰裔是已经被美利坚主流社会所接受强势族裔。
梁耀是华裔，除了加利福尼亚州之外，美利坚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州接纳这个族裔，是美利坚主流社会的弱势族裔。
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利坚是一个带有美利坚特色的一国两制社会，北方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南方实行奴隶制，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割裂状态。
简而言之就是美利坚国体未定，凝聚力不强，想要在美洲立足，梁耀还有机会。
等到美利坚国体已定，整个社会形成比较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梁耀以及他身后的华裔便再无在美洲翻身的可能。
南北战争前的十年时间，是梁耀最后的机会，这是梁耀为什么作为一个商人要强势参与加州政治，成为加州政治领袖，甚至违宪集权的原因。
在众人的觥筹交错之中，先驱号列车抵达了了圣弗朗西斯科。
先驱号虽快，但时速亦不过35英里（56km），不比后世时速动辄200百多公里的高速列车。
众人在圣弗朗西斯科下车的时候，夜空中已是繁星点点。
“斯文，你看上去有些不高兴。”
梁耀看向一脸闷闷不乐的斯文。
“如果您是一个水手的话，您或许能够理解我的心情。”斯文黯然神伤地说道。
“能和大名鼎鼎的船王进行一场竞速比赛是我的荣幸，能赢船王，更是所有水手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我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赢下这场比赛，这是对我的侮辱。”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比起水手，范德比尔特更是一名商人，水手不是他的主业。”梁耀说道。
回到听涛园后，科尼拿出了一张6万美元的支票递给梁耀。
“先生，我还欠您23万美元的欠款，先还您6万美元，剩下的欠款我后面会慢慢还齐。”
自从跟了梁耀之后，科尼的生活渐渐步入了正轨。他戒掉了毒瘾，也很少再流连于妓馆之中。
他的建筑公司也办的有声有色，积攒下来了一笔不小的资产。
至于科尼欠梁耀的欠款，则都是当初的赌债，一部分是当初他欠布兰南赌场的赌债，一部分是1850年再次到加利福尼亚之后欠下的赌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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