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毕竟已经风烛残年，一路上舟车劳顿，跟崇祯说了一会话就坚持不住，很快被崇祯派人送到城内驿馆休息去了。
不过临走前再三劝谏崇祯，赶紧回南京驻跸。
还对崇祯提出了严肃批评，认为他身为皇帝，不应该跟黔首混迹于阡陌之间，这么做有失君王体统，更不合君臣纲常。
送走了刘宗周，朱慈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烺儿，你可是有什么话想要与父皇说？”
“父皇，儿臣确实有一言不吐不快。”
“你说。”
“儿臣也以为蕺山先生说的对，父皇应该保持君王威仪，不应该与黔首为伍，更不应该与边镇将士同吃同住并且一同操练。”
朱慈烺说完，帐蓬内一下安静下来。
站在周围的几个大太监瞬间警张起来。
自古以来，最难相处的就是皇帝与储君。
以前太子年幼，所以万岁爷对他只有宠爱。
可现在太子即将成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并在无意之中向君权发起挑战，这对他们这些内侍来说可麻烦得紧。
果然，万岁爷开始赶人了。
“高伴伴、韩伴伴你们都出去。”
“王大伴，你守住帐门，任何人等不准接近十步之内。”
将几个大太监打发走人之后，崇祯才问朱慈烺三兄弟：“父皇今天考考你们，你们说大明为什么会沦落至今天这般境地？”
朱慈炤一脸茫然，显然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
朱慈烺则是一脸沉思之色，显然还没有想好，又或者有了新的发现。
只有朱慈炯十分笃定的说：“父皇，儿臣知道，我大明之所以变成今日之般，乃是因为文臣贪鄙成风，武将怯懦畏战，再加天灾连续不断。”
崇祯目光转向朱慈烺，问：“烺儿，你的观点呢？”
朱慈烺抬起头看着崇祯说：“父皇，儿臣以为我大明最大的问题是国用不足，而开支日渐浩繁，不得以只能加征三饷，最终伤及了国家根本。”
“说对了。”崇祯欣然点头，“我大明朝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财政问题，只要解决了财政问题，所有问题就都迎刃而解。”
顿了顿，又问道：“那么该怎么破解这一困局？”
朱慈烺不假思索的道：“无非就是开源节流二途，而开源便是加征赋税，眼下我大明百姓之税负已经极为繁重，不可再加征，所以只能节流。”
崇祯不置可否的道：“那你再说说，应该如何节流？”
朱慈烺想了一下说：“有一次侍经筵的时候，儿臣曾听户部官员讲过，是年我大明的国用开支一共折银1800余万两，其中募兵饷银900余万两，官员俸禄400余万两，另有宗室开支500余万两，主要就是这三项。”
崇祯轻轻颔首，从万历中期到现在基本就是这个数字。
唯一例外就是福王朱常洵就藩的前一年，宗室开支一下膨胀到1000多万两，不过这不是常态，之后第二年就又回落到500多万两。
朱慈烺接着说：“这三者之中，募兵军饷只能增不能减，官员俸禄减无可减，所以唯一可以缩减的便是宗室开支这一项。”
“那你便是上了文官集团的当了。”
“啊？上了文官集团的当？父皇此话何意？”
“父皇就问你一句，每年300万两的内帑银子怎么来的？”
“内帑？内帑的银子不是宫中的内侍通过税监、矿监还有织造局征来的么？”
“税监、矿监还有织造局？没错，刚恢复税监、矿监的头几年，是给内帑补充了一些银子，但现在就只剩下仨瓜俩枣，有时甚至入不敷出，尤其是织造局，从崇祯七年开始就再没有上解过内帑一两银子的利润。”
“啊这？这么说内帑的银子是从……”
“没错，每年300万两的内帑银子就是从宗室开支中克扣来的，要不是有每年300万两内帑银撑着，我们大明早亡了。”
这下朱慈烺还有朱慈炯的三观都被震碎。
都说大明的官员贪鄙成风，结果最大的贪官是他们父皇？
只有朱慈炤已经打起瞌睡，对父皇和两位皇兄的话题丝毫不感兴趣，崇祯却也没有苛责他，人家不喜欢政治，别强求。
选储君最忌讳的就是赶鸭子上架。
崇祯又问道：“那你们又知不知道，内帑的300万两银子用在了何处？”
“这个儿臣知道。”朱慈烺不假思索的道，“一是用于赈济各省的灾民，再就是给边镇募兵补发军饷以及赏银。”
“皇兄，不对吧？”朱慈炯忍不住反驳，“边镇募兵不是已经有了900万两？这么多银子还不够吗？还要父皇拿内帑的银子补窟窿？”
朱慈烺叹了口气：“二弟，你知道募兵的月饷是多少吗？关宁军才折色2两，其余募兵的折色更是只有1两！既便按照关宁军的标准，一个募兵一年也只需24两饷银，900万两饷银足以维持一支将近40万人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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