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星道：“这本书并非是禁书，只是受众面很小，买的人不多。按理说，即便是走私也不会走私这种书，因为没有什么利润。可是，要是这些书正好是混在了其他的书籍当中呢？”
“雪夜闭门读禁书”，似乎是文人雅事，其实在封建社会，那是要杀头的。
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数量之多，禁书范围之广，时间延续之长，规模之大，治罪之严酷为世所罕见。
在民国时代，亦是如此。
袁大头政权于民国三年颁布了一部《出版法》。
该法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由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
这一规定，开中国现代图书审查制度先河。
袁死后，北洋军阀政权同样加紧对文化领域的统治，尤其是严防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流传。
一些着名的书刊都是遭禁的。北洋政权国务院在民国九年，曾一下子查禁了83种“宣传过激主义”的图书。
后来，国民政府为加紧对文化的控制，于民国十六年颁布《新出图书呈缴条例》，次年又公布《新出图书呈缴规程》，还有《出版条例原则》、《宣传品审查条例》、《取缔红党书籍办法》等。
民国十九年，颁布了限制革命出版物的《出版法》。
杜金星对此如数家珍，慢慢道：“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当前的查禁书刊编目大概有2000余种，我们不妨从走私书籍查起。”
彭浩良点头道：“不错，我记得民国二十三年，当局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禁书行动，并附有一份禁书书目，发出密令，一举查禁图书140余种，涉及书店25家。后来由于书业界的反对，当局把这140余种书分五档处理，实际上重新可以发售的不过37种。”
杜金星接口道：“这五种档分别是先后查禁有案之书目、应禁止发售之书目、暂缓发售之书目、暂缓执行查禁之书、目应删改之书目。”
刘海阳听着两人侃侃而谈，急得直冒汗，这些话题他根本插不进嘴去，只得催促道：“我的杜大组长，你倒是说说我们怎么才能查到那本《尔雅音图》的出处啊！”
除夕夜，给各位书友拜年了，祝书友们事业“兔”飞猛进，“钱”兔无量，“兔”步青云，大展宏“兔”，前“兔”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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