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
同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北洋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何锐本人对于各种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抵触，但是段祺瑞这家伙把钱用在贿选，搞他的‘安福系’，何锐就觉得非常扯淡。以段祺瑞的水平，的确不用指望他用这笔钱搞建设。但是段祺瑞用这笔钱来组建军队，它不香么？
只要手里有兵，收买议员的成本会降低很多。段祺瑞偏偏要舍近求远，真的是无能之辈。
想到这里，何锐继续刷刷点点的写下去，写完后浏览一遍，才签了字。
4月19日，何锐的亲笔信送到了段祺瑞面前。段祺瑞打开看了片刻，已经变了脸色。他把信拍在桌上，对幕僚喝道：“把何锐上次写的信拿过来！”
幕僚不知道何锐又怎么得罪了段祺瑞，不过何锐此时已经是大人物，有专门的位置存放他的信件。很快，信就送到了段祺瑞面前。
段祺瑞仔细看着，终于恍然大悟。何锐的上一封信是由陆征祥送来的，段祺瑞当时还没完全读懂。此时结合了何锐最新的信件，段祺瑞才明白过来。一时气的站起身，背着手在花厅里来回走动。
幕僚铺开两封信快速浏览，这才明白段祺瑞为何如此气愤。不过幕僚一年多来，每天都要读《东北日报》，潜移默化之中也有了些感悟，便小心的上前劝道：“总长，卑职以为何锐所说的民间崛起，未必是对总长不敬。他所说的或许是真的。”
“什么真的假的！”段祺瑞怒道：“若是按何锐所说，国家养这些学生读书，他们不思报效就罢了，还会闹事。难道我真的要信何锐所说，煽动学生闹事的人竟然没起到主要作用？”
幕僚不敢吭声，也不愿吭声。就他所见，何锐是花了笔墨讲述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现代国家拒绝人身依附关系，国家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发展，进而出现责任政治。
段祺瑞现在的怒骂，恰恰如何锐在信里所说，段祺瑞觉得学生们享受到国家提供的服务，就与段祺瑞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段祺瑞是上，那些学生是下。居于下者要为上位者服务，换取上位者的青睐提拔。
幕僚低下头，事情到了现在的地步，幕僚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再向段祺瑞进言已经毫无意义。
段祺瑞又气恼的走了几圈，总算压下了怒气。与幕僚想的不同，段祺瑞此时的愤怒源自于恐惧。由于段祺瑞精心谋划，多方联络。总算是在大总统徐世昌，国会，以及北洋派系内搞出了一个平衡，让国家能比较流畅的运行起来。
做到这样的局面，自然让许多人心中不快。段祺瑞觉得何锐既然想当大总统，自然不乐见如此局面，写信过来一口一个‘段老总’的提醒段祺瑞，其实是为了试探与威逼。
段祺瑞甚至生出怀疑，何锐是否就是闹事的背后主使。想到这里，段祺瑞对幕僚命道：“把教育总长叫来！”
此时的教育总长乃是傅增湘，这位前清进士当了一年半教育总长。任职期间总统一易，总理三易，傅增湘的教育总长牢而不动。
段祺瑞率直的问道：“请问傅总长，当下京城大学内有多少来自关外的学生？”
傅增湘完全没想到段祺瑞竟然问起这么个问题，一时不知道段祺瑞是什么意思。不过教育总长负责的是教育内容，怎么可能知道各个学校的学生来源。只能答道：“在下便回去向各校询问。”
“问询后把名单送上来！”段祺瑞板着脸命道。
傅增湘对这个命令既不解又不满，听段祺瑞的意思，难道是要抓人不成？
回去之后，傅增湘倒是真的下令各个学校，要他们统计来自关外的学生。关外并非是一个读书风气很盛的所在，京城大学则云集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傅增湘觉得人数只怕不多。
等各学校真的把关外学生人数送来，傅增湘觉得不可思议。各个学校的校长都是人品贵重之辈，他们会不写，却不会胡写。按照各校提供的数字，在京城各大学读书的关外学生人数居然只有十六人。
即便关外学生再少，也不该少到如此地步。傅增湘还是搞不明白段祺瑞的心思，却觉得段祺瑞定然有的放矢，就命人把人数给段祺瑞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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