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两国国家元首就中法经济合作协议的谈论一共花了不到两分钟，就将此事决定下来。之后，何锐就与法国总统杜梅格谈论起法国的风土人情，杜梅格兴致勃勃的表示，“何锐主席，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亲自为何主席当向导。只是身为公务人员，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请放心，我们会推荐最好的向导。”
何锐当即答道：“感谢杜梅格总统。我知道法国有壮丽的山河，但是在我看来，法国最有价值的是法国的人民，以及法国人民中的优秀代表。启蒙运动时代，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等人。现代则有巴斯德、郎之万这样的学者。我认为，能够与法国人民接触，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杜梅格总统露出法国人的浪漫笑容，与英国范儿相比，这笑容可就爽朗多了。杜梅洛连连点头，“如果您这么想，我可以断定，法国人民一定会给您留下最美好的回忆。而且我很期待有机会到中国访问，我听说中国人民勤劳、聪明，我相信如果能到中国访问，与法国人民一样高贵的中国人民也必定会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经过这么一番热情洋溢的互吹，杜梅格建议何锐先去休息，因为明天中法两国元首就要签署《中法经济合作协议》。
等何锐离开，杜梅格回到会客厅内，几位主持谈判的核心成员依旧等在里面。没有方才的表现出来的激动，杜梅格问马白夫，“马白夫董事长，法兰西银行的判断值得信赖么？”
马白夫虽然觉得自己有些遭受到了歧视，却也能理解杜梅格的担心。在《中法经济合作协议》中当然不可能写明，法国政府向中国提供200亿法郎的无息贷款。具体内容要由国会通过才能执行。所以具体贷给中国的钱其实是由法兰西银行负责。所以总统很担心，如果合作没能产生期待的结果，杜梅格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马白夫诚恳的答道：“总统先生，法兰西银行是秉持着专业性做出判断。”
说完，马白夫为了安抚总统与总理等政府高层，又解释道：“在我看来，何锐主席非常有信心。方才他提出的访问，无疑是希望能够在法国多待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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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到这里就不必多说，杜梅格等法国政府高层都能理解。要是合作没什么正面效果，何锐无论如何都不会在法国待太久。省的给法国政府立刻改变的机会。
1月23日，斯大林总书记又接到了紧急报告。这份报告递到他面前的时候，斯大林总书记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发言的托洛茨基有些无精打采，此时的他已经被边缘化了，出任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即便还能发言，在会议上的发言已经没什么分量。看到斯大林专心的看着报告，托洛茨基索性停下发言。而与会的中央委员们此时都看向斯大林。
斯大林看完了报告，思忖片刻，让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莫洛托夫将报告念给委员们。很快，委员们的神色中都是讶异，他们的想到何锐到了法国后这么快就与法国总统杜梅格签署了《中法经济合作协议》。
斯大林看着委员们的神色，觉得这里面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明白这份合作协议的价值，而且斯大林自己也需要时间去分析其中的含义，便站起身走出了会议室。
莫洛托夫虽然看了看斯大林的背影，却还是将文件念完。这是一份公开的协议，无需打听，直接就能通过媒体获得。因为法国政府将协议内容在费加罗报等法国报刊上发表出来了。
等莫洛托夫念完，托洛茨基已经激动的站起身说道：“同志们，从这份协议来看，何锐政权明显已经选择了世界经济分工的思路！”
大部分委员都没吭声。莫洛托夫则不快的看着托洛茨基，希望这家伙就别借机给自己贴金了。1926年春夏之际，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结成新的反斯派联盟，即所谓“托季反党联盟”。他们挑起了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他们提出的《世界分工论》、《超工业化计划》等理论和做法，在全党对未来一片乐观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党的谴责和否定。托季联盟的活动遭到沉重打击以后，暂时有所收敛。
莫洛托夫在与何锐一起前来莫斯科的路上，很认真的向何锐请教过中国经济思路。加上莫洛托夫对中国政策文件的研究，他确信中国经济建设思路与托洛茨基的那套根本不是同一种东西。
中国经济政策思路，与斯大林的思路是同一种内核。斯大林与何锐无疑都认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两方谁能够成为主导。为了获得主导能力，必须建设国内的工业体系，以及与之匹配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说法在苏联被称为‘一国社会主义’。在中国，则被更简单的称为‘现代化’。
这两者的都是以增加实力核心目的，而托洛茨基的思路是以‘革命胜利’为目的。莫洛托夫觉得何锐与斯大林的对谈中对社会民主党的嘲讽，其实也可以套在托洛茨基身上。‘在空想社会主义与空想资本主义的两个极端之间反复横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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