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锐则毫不动摇的答道：“对，这不是均贫富的问题。均贫富，是在大家都有着差不多的生产能力水平下，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就如我们的土改，不会种地的中国人比例并不高，土地资产分给大家之后，生存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但是工业时代，需要个人拥有技术。这个技术水平就很难讲。大家拿着同样的工具，同样的老师教出来的，面对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时间，生产出来的产品差距极大。那么，我有个问题，在这种竞争下失败的人，有资格埋怨别人么？”
部长们无人愿意回答。大家都知道，从中国文明积累沉淀的文化角度来说，大家认为“不迁怒，不贰过”，所以不该抱怨。不过真正能做到这些的人，都是竞争的胜利者。他们也没有理由去抱怨。而竞争的失败者们，则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他们这么做也能理解，更重要的是，即便去批评这些人，那么批评完之后呢？能不能给这些人以帮助，将他们提升到成功者的水平，让他们赢得下一次竞争？只怕是很难！
这个世界就这么残酷。每一个人都有美好未来的事情，只存在故事当中。真正的现实是，每一次竞争都带来了巨量的失败者。别说胜利，一个人能不失败，就非常不得了。
别人不敢说，何锐的责任让他不能不谈到这些问题。喝了口水，何锐说道：“同志们看到现在美国的大萧条，一两千万人失业。失业者没有住所，住在硬纸壳搭的临时房里面，乞讨，偷盗，过的已经不像人了。要是说起理由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到美国的社会传统，或者是资本家的贪婪，又或者是人性的弱点，各种可以抨击的角度都有人抨击过了。但是，我的看法是，美国把1.2亿美国人都拉进了大工业生产时代，美国现有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组织缺乏经验，其能力并不足以保证1.2亿人口的美国在大工业时代稳定发展。而我们中国有5亿人口，我们把5亿人口推进大工业生产之中，在发展的阶段，这么众多的人口是我们的优势，让我们有足够大的市场。但是，我们一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受到的将是5亿工业人口的反弹。其冲击力至少是美国的4倍。而且大家都知道，这里面还有叠加效应，我们受到的冲击会更大。那么，我们在面对逃不掉的冲击时，能否有效的应对这些局面。”
原本的茶话会应该是很轻松的，但是何锐的话弄的气氛一片压抑。见大家沉默下去，好一阵没人开口，吴有平觉得不能这么下去了。讨论这些话题太吓人，太打击士气。便笑道：“主席，和我们中国遭受过的痛苦相比，美国现在什么都不算。咱们现在缺乏的是如何更有效的发挥出大生产的组织能力，同志们都很清楚。”
这话就是强行缓和情绪，大家都知道，何锐也知道。既然此时不用这么压抑，何锐就笑道：“没错。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美国的制度发展成了符合美国大工业的模式。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学习美国成功的经验，并且从他们的挫折中学到经验！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文明的优势就能完全发展出来！对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次，大工业社会是一个新东西，直接照搬旧模式，肯定不行。而中华文明的内核，就是知道不能自怨自艾，怨天尤人。而是要顺应时代，推陈出新。这才能让我们走上新的道路，道路正确了，再多的问题都能解决。”
陈德力明显有些兴奋，他竟然再次开口问道：“历史上中国对于兼并非常在意。在工业时代，兼并就变的可以接受。负面作用太巨大了！只是靠递进税收的方式就能解决么？”
何锐并没有在意陈德力这位出身工人家庭同志的一些冲动，正义本就是一种冲动，如果对人民痛苦毫无感觉，一个组织内部就会很自然的向着邪恶的方向发展。所以何锐回答了陈德力的问题，“这就需要从法学的角度解决具体问题，但是法律本身一定有其阶级属性。对于现阶段的国家来说，因为强者注定是竞争的胜利者。凡是自称全民党，对所有人都拿出一套规则，无一例外都是坚定的为强者服务的政党。正因为大工业化生产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新的模式，很容易就会有人提出一律平等的口号，来掩饰他们对于普通人民的厌恶！所以，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社会过渡阶段，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头部正在进入大工业化时代，一方面，大部分人民群众没有能力靠自己成为大工业化时代的主流。各个阶层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出他们的看法，而我们文明党，以及政府，则要有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认识就是，现阶段，我们的目标就是最有效率的将全体中国人民推进到大工业化时代之中。这个过程当中的取舍，选择，是非常复杂，而且注定带来无数痛苦回忆的事情。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这个渐变过程时间越短，痛苦就越少，损失就越小。”
陈德力此时才觉得心情好了不少。眼见社会贫富差距以惊人的速度变化，虽然人民的确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社会的变化给陈德力的感觉是，原本富有的那些人在新时代变的更加富有了。陈德力觉得，数千万中国普通民众为国家的奋斗成果，让这批人摘了果实。只要这样的念头生出，陈德力就感觉到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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