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时间线来看，仇钺在十几天前便抵达了大同府。大同总兵胡祖光如果第一时间上奏朝廷的话，那么朝廷应该在十余日前便已经接到了奏折。然而，朝廷这段时间居然风平浪静，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消息。杨廷和在早朝上还在说，朝廷大军已经推进到黄河南岸的草原上，鞑子正节节败退。
这简直不可思议。
大同镇总兵胡祖光难道没有上奏朝廷求援？又或者是朝廷中有人知道这个消息，但却故意隐瞒？谁敢隐瞒如此重大的军情，至十几万大军的安危于不顾？张延龄不敢想象这件事。
按照罗虎所言，仇钺在大同镇的馆驿遭遇突袭是怎么回事？仇钺让罗虎逃出来，来京城只找自己禀报此事，那说明什么？说明仇钺心里明白，事情出了岔子。说明他知道，朝中有人故意隐瞒求援的消息，所以他才会告诫罗虎来找自己，自己才是他最信任的人。
张延龄脑子里乱纷纷的，从震惊逐渐变得冷静下来。细细的分析这件事的时间线和种种蹊跷之处。
一旦冷静下来，整件事的脉络便慢慢的清晰浮现。一切的种种的不可能，代入到具体的人的身上，以及他们的行事手段和处境上面，那些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便也变得合理了起来。
在穿越大明朝的这十一年的时间里，张延龄其实对一些看似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无底线无廉耻的事情看得太多了。许多事情都颠覆了张延龄的三观和认知。你认为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往往就是赤裸裸的发生在你的眼前。
这便是大明朝，一个让你既爱又恨又无奈的朝代。一个既洋溢着国家大义，民族振兴的激情，但却又会让你对他的许多事情感到无奈和失望，感到无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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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脉络理顺之后，张延龄反而平静了下来。有些事就是如此，有些人就是如此。为了保住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什么都敢做。
此次外廷提出的出兵收复河套的计划，从一开始张延龄便洞悉了他们的想法和目的。趁着自己不在京城的空档，他们说服了朱厚照。利用朱厚照这一生都无法改变的好大喜功自以为是的性格特点，给朱厚照画了一张大饼，让朱厚照急于摆脱即位以来的种种乱象和形象的崩塌。
外廷想以收复河套这件开疆拓土的大功劳来平衡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来重新获得外廷地位的提升和稳固。这个意图很明显。张延龄担忧的不是他们的这种想法，而是担心贸然出兵一旦失利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但既然从朱厚照到外廷都信心满满，自己阻挠反而被认为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所以张延龄便也随他们去。说的多了，招致反感。大明朝廷里的事情，也不是自己一个国公所能左右的，自己还远远没到有那种只手遮天的权力的地步。
况且，张延龄也权衡过此次出兵的风险有多大。张延龄认为，进攻河套的计划，即便不会成功，只要大军稳扎稳打，起码不至于招致大败。二十万大军，一步步的推进，占据一城之后，稳固补给，清扫周边，保持后勤畅通，是绝对不会有太大的差错的。
张延龄相信参战的边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士，当不至于不明白这些道理。
正是出于这种种的考虑，张延龄才没有强力的阻挠这次军事行动。
但谁能想到，现在的局面居然已经崩坏了。很明显，领军的杨一清和朱晖没有做到稳扎稳打。白城子的一万多敌军并没有被歼灭，他们却谎称什么白城子大捷。占据白城子之后，不能够找到消失的鞑子兵马的踪迹，这成为了极大的隐患。
谎称白城子大捷其实倒也没什么，毕竟拿下白城子也算是胜利，那是物资中转和转运的枢纽。但问题是，不清扫周边，消除隐患。轻率的认为危险消除，这是何等草率的行为。这是极度轻敌的表现。
按理说，他们都和鞑子交手多年，应该不至于如此轻敌。鞑子的实力他们应该是清楚的，为何会如此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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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延龄认为，一切的根源都在于这件事本身的目的不纯。如果目的仅仅是收复河套的话，那么显然会注重军事行动，而一切为了这一个目的运作，则不会受到太多的干扰。
但一旦掺杂了政治上的目的，则不同了。比如白城子之战，明明不是一次真正的大捷，就作战本身而言，被敌人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其实是一次失败的进攻。
因为政治目的干扰，他们只能谎称大捷。之后，他们也不得不加快速度挥师北上。因为既然白城子之敌既然肃清了，便没有理由大军留在白城子逡巡不前了。这便失去了搜寻敌军踪迹，消除对补给线的威胁的机会了。
撒了第一个谎之后，后面所有的行为便都要为了圆谎而不得不继续撒谎。以至于所有的计划都开始变形，开始变得疯狂而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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