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有没有搞法制建设的必要性？法治的问题是否是联盟持续发展、持续稳定的关键性的问题？”将香烟夹在手指缝间，维克托目视着米利恰科夫，继续说道，“如果仅从这两个问题自身来看，我们能够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难道能够仅仅从某一个问题自身来考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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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整天大谈法治问题，翻旧案，试图将自己粉饰成一个观点开明，立场公正的新一代领导人，”语气顿了顿，维克托接着说道，“他的报告在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被搁置，他就撇开中央主席团，撇开党的组织原则，擅自将未经讨论的议题拿到党代会上去公开，他以为他的立场和观点能够得到大多数党代表们的赞同和支持，并能够以此在后续的会议上掌握主动。”
“呵，”不以为然的笑了笑，维克托说道，“但他却没有想过，联盟的法治建设问题，谁都可以谈，是的，不管是马林科夫同志，还是赫鲁晓夫，甚至是我以及莫洛托夫同志，中央主席团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谈，唯独他不能主导这个议题的讨论。因为他是贝利亚，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席，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他的手上并不干净，如果由他来主导有关法制建设的议题，我们的党员代表们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心存顾虑？会不会认为所谓的法制建设，只是贝利亚以及他所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动新一轮大清洗的借口？”
“这个可能性很高，”坐在一旁的安德罗波夫点点头，插口附和道，“今天上午，会议的后半程进行时，会场上的气氛非常微妙，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不正常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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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抿了抿嘴。就像安德罗波夫所说的，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随着贝利亚的报告将议题引向法制建设的相关问题，会场上先是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骚动，随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当贝利亚的报告结束之后，会场上的掌声稀稀拉拉的。
会场上的沉默以及稀疏的掌声，可以看作是与会代表们被贝利亚的报告吓到了，但也可以看作是与会代表们对贝利亚所作报告的抵触。
就像维克托所说的，以贝利亚的身份，的确不适合主导法制建设的相关工作，因为谁都不知道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对于与会的诸多党代表们来说，他们也不一定喜欢所谓的法治。
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联盟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是存在着诸多问题的。贝利亚说联盟的法治在斯大林同志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三十年时间里，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这种说法其实是对的，是准确的。
与法治相对的，就是所谓的“人治”，而从大清洗开始，再到持续了四年的卫国战争，在这漫长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联盟其实是处在一种人治的状态下的。而相比起法治，人治的最显着特点就是个人专断，无法可依，或是有法不依，并由此导致个人的权力不受限制，想怎么搞怎么搞，想整什么人就整什么人，同时，贪污腐败失控，等等等等。
再看如今的联盟，今天能够来参加全联盟党代会的人，都是从大清洗时期走过来的，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沾着点血，真正清白无辜的人并不是没有，但绝不是大多数。除此之外，能够坐到党代会会场的这些人，都可以看作是联盟如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都是“干部决定一切”这句口号中所说的干部，因此，他们本身就享受着“人治”所带来的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一千多与会的党代表们，不敢说所有人都不支持贝利亚想要搞的法制建设，但即便是有人支持他，支持者也绝对占不到多数，可以确定的是，不是那种真正大公无私、立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恐怕是很难选择站到贝利亚一边的。
另外，真正大公无私、立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又怎么会支持贝利亚去搞法制建设，这家伙可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席，是斯大林同志曾经的头号打手，他的脑门上是贴着反派标签的。支持这样一个反派去搞什么法制建设，那和与虎谋皮有什么两样？
所以，在维克托看来，尽管贝利亚搞了一场突然袭击，但他要想达到目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
相对于贝利亚，维克托虽然也赞同联盟需要施行真正的法制建设，但法制建设的工作却不能在当前的局势下展开，因为就当下而言，联盟并没有一个称得上稳固的领导核心。
要在联盟搞法制建设，必然会出动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由此，推动这项改革的人，必须牢牢掌控着联盟的核心领导地位，其必须在绝对掌控局势的前提下，来大力推动这项改革，从而将那些顽固的既得利益者清理出局。
而在如今的莫斯科，不管是马林科夫还是贝利亚，亦或是赫鲁晓夫，都没有能力牢牢掌控局势，他们还处在三方角力的状态下呢，因而，贝利亚早早的跳出来，在未经中央主席团批准的情况下，将法制建设的问题拿到全联盟党代会上去的讨论，其将要面对的局面，恐怕不会像他自己想象的那般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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