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中，更为关键的显然是姜雍说的第二点，也就是铸币权的出让。
实际上，因为古代中国商业的被抑制，作为商业社会的配套制度之一——货币，一直都是比较混乱的。
一方面，中央政府从未对货币进行真正的统一，这里主要指币值、成色、样式等等。
另外一方面，社会的运行确实又需要一种货币，以此来进行交易，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这就导致铜钱与白银虽然能够流通全国，但民间制作的私钱太多。
15到16世纪，甚至可以称为私钱时代。
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绝对不是随便铸造一种新的货币就能够解决的。
因为要说统一货币，老祖宗朱元璋就已经干过了。
他强制发行了大明宝钞，可在实际应用中，大明宝钞在洪武年间就已经贬值10倍以上，到了永乐年间大量发行已经贬值几十倍，到正统元年，大明宝钞贬值了一千倍以上。
如果朝廷一定要规定使用金银交易违法，那民间就会自发诞生出另外一种货币。
再往深了追溯，君权制之下，如果政府拥有了铸币权，那么就相当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相当于开动印钞机就能获得财富，
这样方便的敛财手段，即使到了现代，君权制度完全消失的情况下，人类，这个自诩聪明的物种忍住了吗？
所以铸币权到了手中，一定要进行某种约束。
否则就是春药，吃一口爽一下，然后等待死神召唤。
而约束，恰恰是最难的部分。
某种程度上来说，金融、货币，这些东西在西方社会变得完善是必然事件，
因为这些配套政策的背后一定是法治制度。
相当于你规定了一个‘东西’具有价值，你提供这个东西，我接受了，但是你不能和我玩赖，至少不能随意玩赖。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没有力量命令官府，但我要知道官府底线在哪里，我不能确定你能干什么，但是我至少要知道你不能干什么。
甚至于商业发达的背后也一定是法治，因为商人交往，相互之间根本不认识，天南海北的，我凭什么把钱交给一个陌生人？
这就需要一套共同的法律约束。
这个过程不会一下子变得完满，但总是震荡前行，出现一个人钻了法律漏洞骗取钱财，吸取了教训之后再把这个漏洞补上，这并没有问题，商业社会就是这样发展的。
但是你千万千万不能没有法律。
可这个问题在中国就很难，
君权神授之下，法律就是个屁。
就算颁布了什么大明律、大清律，什么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实际上还不是皇帝一句话？下面的官员也没有人把法律当回事。
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在处理司法案件时也有极大的自由权。
从反面来说，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把国王砍了头，根本上就是国王的权力凌驾法律，总是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此才诞生了那句流行了很多年的话——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其实也是商业、货币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
当然了，人类社会一直在变革过程中，这句话对不对也他娘的成问题了。
朱厚照用心良苦，不断的给这帮人普及‘经济规律’四个字，就是想告诉他们，金融货币问题的重要性。
但光告诉还没用。
还是需要一定的约束。
姜雍的话大概是有些惊到了他们，继王琼之后，张璁也表示赞同，“若真有这样严重的后果，微臣也以为应当想办法，由朝廷控制白银的数量。”
“不错。”顾人仪点头，“是不是可以由朝廷统一公布一种钱币，这种钱币的多与少就在朝廷手中，外人不能插手。”
朱厚照就在这里等着他们呢，“当年的大明宝钞不就是如此么？可后来也很快被民间弃用。若是咱们现在发行新钱，老百姓不认，只当是另一种钞，这要怎么办？”
众人都不好讲话。
大明宝钞是朱元璋发行的，宝钞的贬值是由于滥发，这个原因他们还是能想得明白的，当年永乐皇帝就没少发，可这些都是这二老做的，你叫后世人怎么说？
朱厚照可以随意一些，他们却不能。
大明宝钞也真是个令人无语的东西，这是朝廷发的钱啊。
可是却有很多根本讲不通的规定。
比如朝廷规定，金银可以兑换宝钞，但是你手里的宝钞却不能够换回金银。
朝廷用宝钞给官员发俸禄，给士兵发军饷，但是老百姓给朝廷交税，却不能够用宝钞抵钱，或者只给你少量的比例。
这是干什么？
自己发的钱，自己不承认？
实际上，明朝初年因为铜钱铸造的成本太高，发行纸币本来是个不错的办法，也在一段时间起了作用，
但到了洪武八年，
老百姓就发现不对劲了，与此同时朝廷则发现他们尝到了甜头。
所以明朝整体上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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