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第一百次，玛丽庆幸自己去了一趟英国。在西欧旅行的一年，几乎有一半是花在这个岛国上。这次她着手在圣安托万救济院进行改革试点，英国的经验就帮了很大的忙。
当然，两国国情有很大不同。
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已经全面拥抱新教，宗教上与保守坚持天主教的法国可说是势不两立。
英国新教徒最有名的一派恐怕就是清教徒了。他们是加尔文派，主张清除所有天主教残余，是激进改革派。许多人是因为感恩节故事而听说这个名字的——传说，在英国国内受到压迫，一些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移民美洲，在此他们受到印第安人的帮助，获得了丰收，为了感谢上帝和当地人的帮助，他们邀请印第安人，盛宴庆祝。
后来他们就把印第安人给杀了——玛丽在网络上看到的调侃段子总会接上这么一句。
当然段子也只是段子，传说恐怕只是传说，更不必走向“感恩节本是为了庆祝大屠杀”这样的极端理论。
在亨利三世首次进行宗教改革时，清教徒曾提出将天主教所有节日废除（甚至包括圣诞节和复活节），只过两个节日：斋戒节和感恩节。前者是在重大灾难发生后响应上帝的惩戒；后者则是在重大喜事发生后感恩上帝的赐予。亨利三世去世后，天主教势力卷土重来，这种激进改革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在此期间移民美国的清教徒，很可能只是将他们的理念付诸实施而已。
后来，感恩节流传得越来越广，并被新建立的美国政府确定了日期、宣布为正式节日，成为现代感恩节。
至于英国本土，虽然新教取得最终胜利，但并不如清教徒想象的那样，而是一种同天主教妥协后的中庸教派。尽管如此，它对世俗上的影响仍然深远。
说到社会救济制度，绝对绕不开宗教。在中国，救难济贫的责任者和主导者一直都是政府；在欧洲中世纪则一直是教会。
天主教掌握着上帝的话语权，他们说“向教会捐赠累积善业死后能上天堂”，自会有富贵人带着钱财上门，并不担心救济款来源。而新教主张“因信称义”，只要心中有上帝就能上天堂，换言之这跟你捐多少钱没关系——结果可想而知。
十六世纪30、40年代，英国几乎解散了全国所有天主教基层组织，没收了大部分财产，本就捉襟见肘的社会救济系统也随之陷入全面瘫痪。对于因圈地运动而出现的大量失地农民来说，这简直是雪上加霜。
这促使英国转向政府主导型救济政策。
救济制度出现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由原先的“只要贫穷就救济”，转变为有选择性的救济，强制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进行劳动；二是救济款项由财政支出，并一度强制征收济贫税。（后世管这叫“国民收入再分配”。）
经过几十年的尝试摸索，英国颁布了在社会救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是的，名字指的就是那位女王）。现代救济制度的雏形已经完备。
对于陈旧落后的法国救济系统而言，它的借鉴意义不言自明。
固然，后世的救助理念比此时英国更先进、更高效，但要切合当前实际，却不容易。
光是登记人员信息这一步，就有很□□烦。后世很容易找到受过教育的工作人员，又有电脑辅助管理，储存分类汇总相当容易实现。
此时呢？能雇佣到的人大部分目不识丁，救济院只有五个人识字——三个修女，两个助理神父；在开始登记的头几天，因为得从零开始，他们要给每一个救济对象登记。
要一个一个面对面询问，而对方可能是任何人，包括记性不好的老人、还没晓事的孩子、脑袋不大灵光的障碍人士，或者极度不合作、故意答非所问的顽固分子，等等；效率可想而知。
到了发放救济的时间，排队等待登记的人更是骚动不已，鼓噪着要求快一点，甚至破口大骂——以往他们只要报个名字就能领到食物的。每天领取食物的有两三百人，集中在发放时间涌入，要是等待过久，场面会变得怎样混乱，玛丽几乎不敢想——不排除发生暴力事件。
但又不能给没登记过的人发放食物了事——这么做只会让他们参与登记的积极性更低。
幸好玛丽早有准备。
预计登记忙的问题只会在头一周内出现，为此出高价花精力找寻能写字的书记员不划算，她的办法就是借人——从修道院。修道院里有不少贵族子女（他们恐怕不肯来跟这些平民打交道），但同时也有中产阶级家庭出身、或者被修道院收养的孤儿。王储妃的名头挺好使，借一两个人的要求也不过分，问了五家院长，他们都好声好气地答应了。
人手增加，效率提高，但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为了鼓励登记且最大限度减少重复登记，每个登记的人都获得一个编号。再次领取救济时，报上编号的人可以优先领取。如此一来，既能引导大家接受登记，又不至于让人没有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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