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期间，上海电报局局长袁长坤不时来找李谕敬酒，似乎是套近乎，还坚持要给李谕的住宅及大同大学免去电话费和电报费。
住宅倒是无所谓，但大学这种机构发电报打电话蛮多的，每个月的电话费和电报费都不少。
吃完饭后，芮恩施建议大家去听一下中国戏剧。
贝尔此前在万国博览会听过一次，但当时的临时舞台比较简陋，也没有很好的氛围，如今到了上海，乐得去听个原汁原味的。
芮恩施说：“我坐火车时，北京一位当红年轻演员一同来到了上海，他的演出不容错过。”
李谕问道：“梅兰芳？”
芮恩施说：“是的，他现在北京火得真是不像样子。”
老美对中国戏剧相当热衷，其他几人当即决定一同前去。
京剧进入上海相对晚一些，在此之前，上海的戏曲演出活动主要在筑有戏台的神庙和会馆，或者在茶楼、茶馆里搭板为台。
到了咸丰年间，由于战乱的缘故，各地群众及戏曲艺人大批南下，场地狭窄、设备简陋的茶楼戏棚无法满足需要，上海瞬间涌现出一批真正的戏园和戏馆，比如“满庭芳”“丹桂”等知名的。
京剧一经传入便迅速风靡上海滩，上海人起初称之为“京班戏”。
邀请梅兰芳赴沪演出的戏院叫做“丹桂第一台”，老板许少卿。
许老板很会作势，在梅兰芳到达之前，已花大价钱在《申报》头版做了广告宣传。
来到戏馆门口，李谕看到板子上贴了一张大大的海报，几行文字介绍今天演出的两位名角。
不过放在头牌的不是梅兰芳，而是个须生——王凤卿。
实际上这个人才是许老板的首邀人物。
海报介绍中大段都在介绍王凤卿，极尽夸耀之能事；只在最后的寥寥几句，提到还有“南北第一着名青衣兼花旦”梅兰芳到场。
梅兰芳虽在北京有了名气，但上海人并不了解他，也从未听过他的戏。
耳听为虚，许老板对梅兰芳的艺术估价不高；而王凤卿不同，他年长梅兰芳十岁，成名已久。
许老板起初只答应给梅兰芳包银每月1400元，王凤卿则是每月3200元。
——从给的价格就能反映出现在人们对京戏的狂热。
王凤卿晓得梅兰芳的能耐，他认为许老板给梅兰芳的包银偏少，要求再加400元。
而许老板觉得梅兰芳不过是王凤卿的陪衬，不愿在“无名小卒”身上多下本钱。王凤卿有些不高兴，觉得许老板太小气，于是故意说：“你如果舍不得出到这个价，那就在我的包银里面匀给他400元。”
许老板有些难为情，无奈之下终于同意再给梅兰芳加了400元。
由此还能看出，梅兰芳这时在上海人眼里的地位并不高。
几人落座后，李谕凭借自己浅薄的戏曲知识给他们科普了两句，无非就是讲讲故事梗概，不然他们已然听不懂唱词，要是连台上讲了啥事都不知道，真就只能听个响了。
但即便只能听个“响”，他们也很狂热。
李谕看了看节目单，梅兰芳的戏被排在倒数第二。在北京被称为“压轴戏”，而在上海则被称为“压台戏”。
上海的“压台戏”相当于北京的“大轴戏”。因为上海的演出习惯，一般称最后一出戏为“送客戏”。
梅兰芳这场演出非常成功，几乎是一炮打响，坐稳了海报上许老板有夸大之意的那句“南北第一着名青衣兼花旦”评语。
乔治·伊士曼具备一定的艺术品鉴能力，称赞道：“即便纽约百老汇，也无人能及。”
特斯拉听过几次百老汇歌剧，赞同道：“果然艺术的瑰宝仍旧在东方。”
演出结束，伊士曼又请求戏院老板让他给梅兰芳及王凤卿拍了照片。
拍完照，梅兰芳认出了李谕，打招呼道：“李大学士！”
李谕笑道：“梅老板好，估计以后要叫你伶界大王了。”
“李大学士太爱讲笑话了，”梅兰芳说，“大王的叫法我哪当得起！”
以他的崛起速度，差不多四年后，就会承袭“伶界大王”的称呼，相当之年轻。
此后几天，梅兰芳还有紧张的演出。按照戏班规矩，先演三天作为试水，即“打泡戏”，接着就会收到各种堂会邀请，非常忙碌。
——
回到汇中饭店，安排贝尔等人住下后，李谕才动身返回豫园。
次日一早，李谕准备坐电车先去趟科学杂志办公室，然后去饭店找他们。
李谕买了3角钱的票，坐在车厢前面的头等舱。
上海的电车现在仍旧分成前面的头等舱和后面的二等舱，收费略有不同：头等舱每一段3分钱，二等座每段票价只要2分钱。
这个价格比黄包车还要便宜，同样的距离，黄包车至少要一元钱。
可即使如此便宜，很多人仍旧害怕电车那两根通电的“大辫子”，不太敢坐。
所以电车公司经常搞促销，甚至送点花生瓜子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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