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挺讨厌军阀混战，从民国建立的那天开始，基本上每个月都在打仗，从来没有消停过。但没什么办法，只能等时局一点点打出来。
军阀说到底没一个好人，“历史的局限性”属于老生常谈，可也不能给他们脱罪。
吴佩孚只能算是一众军阀中稍微好一点的那个，就像当年他凭借秀才身份在北洋军中鹤立鸡群一样。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民国经济基础薄弱，战争打个不停，军费都吃不消。
李谕联合文化界给吴佩孚发了个电报，号召和平。
吴佩孚乐得看到，反正他已经准备反了段祺瑞，不过具体什么时候跳反还要再等等时机。
李谕没必要太关心政局，继续去大同大学开讲座，首先讲了讲最近在京师天文台的发现。
仅仅发现一个木星的卫星对李谕来说压根不当回事，但天文学属于一个起步极早，但成熟非常晚的学科，起码再过几十年，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才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所以一颗木星的卫星还是能够在二十世纪初的天文学界获得不低的曝光。
这场上座率爆满的讲座讲完，李谕离开教室时，一名美国人缓步走了过来，“李谕院士，请留步！本人司徒雷登，来自金陵神学院。”
“原来是……司徒先生。”李谕同他握手道。
“很荣幸你认识我，”司徒雷登礼貌道，“我听过几次阁下的讲座，一直没能与先生结识。”
李谕说：“对不起，每次人都太多，我实在认不过来。”
“理解。”司徒雷登说，然后忍不住打了两个喷嚏。
“感冒？”李谕问。
“最近上海到处都有感冒患者，”司徒雷登从口袋中拿出一张手帕，擦了擦口鼻，“我自诩身体不错，竟然在这种不应该罹患感冒的季节生了病。”
李谕知道，这就是那场赫赫有名的西班牙流感的第一波。
“贵国应当也有相当多感冒患者吧？”李谕问。
“是吗？我并不是特别清楚，”司徒雷登说，“这种小事我没有想过发电报询问。”
目前真没多少人把这场流感当回事。
先稍微讲一个概念，“感冒”与“流感”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
感冒在英文中写作mon cold，流感则写做influenza。
普通感冒，往往只停留在上呼吸道，因为病毒突破不了人类强大的免疫防线，因此叫做“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普通感冒一般没什么致死性，但流感的致死率就相当高了。
流感病毒又可以分成甲乙丙丁四类（按照核蛋白的抗原性区分），丁型只发生在动物身上；
丙型流感病毒比较稳定，很少变异；
乙型流感病毒变异也不大，
唯独甲型流感病毒，变异性极强，每年都有较大的变异，几乎所有的流感大流行都是甲型流感病毒导致。
对了，多说一句，这场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就是甲型H1N1病毒。
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到了一百年后，它还会动不动来上一遭。
由于甲型流感病毒是RNA病毒，单链结构，复制过程中极容易出错，所以就算都叫甲型H1N1，去年的和今年的也不是一回事。
这就导致基本没办法开发疫苗，每年世卫组织都是靠各地的数据进行预测，然后指导疫苗开发。流感疫苗的有效性很难超过50%，——也可能只有10%，就看世卫组织预测得准不准。
司徒雷登说他不知道美国境内的流感，则是因为美国的新闻管制。
1918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反煽动叛乱法》，法案规定，凡“散布、印刷、撰写或出版任何对政府、宪法、美国国旗或军服不忠的、亵渎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视的、丑化的或者辱骂的言论”，均构成犯罪，最高处罚金2万美元及最长20年刑期。
这项法案确确实实执行了下去，比如一位来自蒙大拿的地产商人，只是因为没有买战争公债和没有扛美国国旗，就被人辱骂为“德国鬼子”，被捕入狱。
嗯，言论非常自由！老双标了。
西班牙流感最可怕的是一战末尾时期的第二波冲击，目前是致死率不太高的第一波。
按照流行病学上的溯源，该病毒源自美国堪萨斯的一个军营。——美国此时有众多新兵军营，就是为了训练赴欧士兵。
某一天，一个炊事员在凌晨发现自己感冒了，到了中午，军营中已经有一百多人出现感冒发烧症状。
最终该军营有1100多人感染，死了46个。
虽然还是二十世纪初，但流行病学已经不是新鲜学科，按道理，这种规模的疫病必然要引起重视，但美国并没有如此。
这部分新兵没多久就带着病毒前往了欧洲。
然后病毒直接撒了欢，迅速跑遍全世界，只要是人多的地方都出现了感染。
在此期间，只有中立国西班牙因为没参战而不需要进行新闻管制，报道了流感暴发的新闻。当时的西班牙有几百万人感染，包括国王阿方索三世。于是乎这个天大的屎盆子莫名其妙就扣到了西班牙头上，被叫做了“西班牙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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