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管理稳定和科研能力发展的关系，看成是是鸡和鸡蛋的关系。强制所有人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上原地打转，只为了得出一个单向度的结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鸡飞蛋打。
——秦若华，1983.2】
说明完自己对这三部短篇小说的了解后，沈涵曦对她问道：“你当时是准备像小说里的乔光朴一样，提出一个需要纵切整个工厂的方案吗？”
刘晓涵长叹一声后，说起了自己当时的想法：“大差不差。我后来没有说出来的原因在于，就算我给她提议引入竞争机制，恐怕仍旧不能解决问题，估计最终还是要靠引进外国技术解决。尚且不用说那些厂领导肯定从报纸上知道了这些方法，而且肯定有能力编制一套有能力的方案。
“但是，以我从小蔚那里听到的情况来看，就算在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而且也没有出现别的问题，整个厂子事实上已经垮了——小蔚说过，他的老师傅们宁可当‘礼拜天工程师’，也不愿意在工厂里工作。毕竟，谁愿意自己造五件产品就有一半的概率报废至少四件，而在其余时候甚至是全部报废，并且无论如何查不出原因呢？”
听到这里，在场的四人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刘晓茉立刻给出了自己的初步猜测：“难道不是车间洁净度的问题？”
“不止如此。我的判断是，问题首先在于人事问题——随地便溺、严重的迟到早退蔚然成风只是最表面的问题。”
面对刘晓涵的否认，沈涵曦忽然想起了上辈子看过的资料，一时间有些感慨：“当管理学被视为绝对冷静客观、绝不务虚、只求实干的‘科学’律令时，那么它注定不能够安顿人心。希羽改版的《黎明之剑》与原作一样，隐含了对现实中的某些人把科学当做另一种宗教的批判。至于工业管理，它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践的学问，是如何管理与组织人的问题。
“而人事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不可预见性。在变革实践中，人心是否舒畅，是否能有效调动人的积极性，劳动者是否可以被有机地团结进‘四化’事业中，才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最为关键的问题。没有想清楚这一点，就算晓涵再怎么提意见，小蔚同志出身的老厂子里的改革必然举步维艰。”
面对沈涵曦的总结，刘晓茉以自己的专业背景和记忆给出了另一个视角的答案：“这点我同意。现实已经变了：做好人与做能人几乎不可得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唯有选择‘好人主义’的‘滑头’才能成事。
“现在的环境下，道德与能力开始分离，甚至成了能力的反面。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如果依靠投机取巧、油头滑脑的非正规手段就能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达到个人目的，那么美德自然会丧失它的社会土壤与生存空间。在这样的时代风气里，美德并不能带来幸福，只会招致失败、孤独和嘲讽，甚至在这些人的墓志铭上还会被充满讽刺意味地写上‘封建的卫道士’。”
沈涵曦对此深以为然，随后哈哈大笑，忽然开始“抖书袋”道：“晓茉的话让我想起了发表于六十五年前的两段经典——
‘任何机器大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另一段则是……‘显然，这种办法不只是在一定的部门和一定的程度上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资本不是一笔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曾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1】”
夏雯莉立刻反应过来：“马列原着？”
沈涵曦点头：“对，这段文字写成于1918年4月。问题在于，这篇原文的作者认为恢复对领导和专家的依赖、恢复物质刺激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必要的退却，是一个临时的措施。但这临时的措施却又变成了苏联永久的特征……”
当沈涵曦等人仍在畅聊时，暂留在中国继续交换学习的丹羽姬月正带着自己的室友早濑亚美（Hayase Ami）以一对二的方式与瓦格纳下国际象棋。
一局终了后，两人都只在未得到任何帮助的瓦格纳的手中撑了不到二十分钟就直接认输。
坐在瓦格纳身旁观赛的卡罗尔·关原在比赛结束后，向丹羽姬月问了一个问题：“丹羽同学，带你们来中国的那位白圡悟学长他还在交大吗？”
“他回九州大学去了，我们在今年的元宵节结束后也要回去为新学年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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