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是我们放松了自我要求，工作上出现了疏忽，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已经做出了认真的反省……”
“起因虽然是仓库临时工发错了材料，但我们没有进行严格复核，也是有一定责任的，我这个当组长的愿意接受处分……”
“我这个副处长是分管这方面工作的，负有领导责任……”
“我该打，辜负了党和国家对我多年的培养……”
“……”
重装办工作组进驻北化机三天，每天听到的都是这种痛心疾首的自我检讨。当事人的态度不可谓不真诚，厂方的接待不可谓不热情，所有与质量事故相关的调查材料和自查材料完美得让人叹服，上面对于这次质量问题的结论完全相同：这是一起由于临时工工作态度不认真，各环节把关不严而造成的事件。
而所有这些结论的背后，又隐含着一个观点：这件事与厂里的管理并没有太大关系，尤其是厂长程元定，在这件事里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怎么能说我没有责任呢？”
在担任调查组组长的重装办协作处处长徐晓娟面前，程元定用沉痛的语气说道：“我身为一厂之长，厂子里出的所有事情，都与我有关。我平时对干部职工的要求不够严格，导致了这次严重的质量事件，我当然是要负领导责任的。”
“在把存在问题的分馏塔送交日方进行检验之前，你们厂就没有任何人对这个问题提出过质疑吗？”徐晓娟冷着脸问道。
“这倒没有。”副矿长边广连道，“我们做的出厂检验项目里，并没有焊丝成分检验这一项，因为以往并没有出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忽略了这方面的要求，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一定会认真汲取的。”
“可是，你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就造成了上千万元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来负呢？”调查组副组长王根基没好气地斥道。
“我们已经开除了那名玩忽职守的临时工，还有相应的一批中层干部、一线操作工也都受到了撤职、降职和扣罚奖金的处分。”边广连答道。
“然后呢？”王根基继续问道。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边广连满脸不解之色，尼玛，我们都已经做出检讨了，你们还要怎么样？
王根基直接就被噎得想吐血了，以他过去的暴脾气，恨不得就得和对方干上一仗了。他扭头去看躲在社科院研究员沈荣儒身后的冯啸辰，等着冯啸辰出来给他出气。却见冯啸辰一脸漠然的样子，像极了一个在老师面前扮乖巧的小研究生。王根基吭吭了两句，想说点啥，最终还是把话给咽回去了。
重装办派出的这个调查组，除了重装办的徐晓娟、王根基等人之外，还有化工部、国家装备进出口公司的人员，另外就是来自于社科院的两名研究员以及几名研究生。这两名研究员分别是沈荣儒和一位名叫艾存祥的老师，研究生则包括了冯啸辰、祁瑞仓和丁士宽。研究生就是带有研究任务的学生，跟随导师外出做调研是本份。
在调查组刚到北化机的时候，程元定与调查组见面，觉得冯啸辰似乎有些眼熟，但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程元定与重装办打过交道，但哪里会去记像冯啸辰这样一个小年轻。他只是把冯啸辰当成了一个来刷阅历的普通研究生，没把他放在心上。
与北化机的厂领导会谈完，调查组一干人回到招待所开项目分析会，徐晓娟揉着有些生疼的额头，对沈荣儒和艾存祥说道：“沈教授，艾教授，这几天的调查，你们也都全程参与了，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请社科院专家参与项目调查，是孟凡泽向经委张主任提起的，张主任欣然允诺，随即就向社科院发了函，指名道姓请沈荣儒带队前往。沈荣儒此时正在负责国家交付的一个关于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项目，也正需要这样活生生的案例，这才邀请了同事艾存祥，又带上了几名研究生来到北化机。在这些天的工作中，徐晓娟一直都很尊重沈荣儒他们，凡事都要请他们先发表意见。
听到徐晓娟发问，艾存祥先开口了，他今年40来岁，算是战略所的“少壮派”，思想比较尖锐。当着程元定他们的面，艾存祥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此时用不着顾忌，便直言不讳地说道：
“北化机的整个班子，都已经烂透了。他们目前的这种态度，表面上看显得很谦恭，其实却是满不在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不深刻反省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反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责任推给了一个临时工。说不好听点，这就是把咱们都当成了傻子，想蒙混过关呢。”
“他们就是有恃无恐，知道国家不能拿他们怎么样，所以才会这样敷衍。”丁士宽评论道。
祁瑞仓道：“这就是缺乏契约约束，他们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却不用承担责任，当然会有无所谓的态度。如果这1000多万的损失需要他们承担，我想用不着我们派调查组，他们自己就把原因查得一清二楚了。西方产权理论认为，只有产权清晰，明确各个经济主体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才能有效地避免一些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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