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在徐振波感慨于自己经历的惊天逆转之时，在大洋彼岸一处大型露天铜矿的采矿场旁边，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也在发出同样的惊叹。
这是智利的丘马铜矿，铜金属储量4000万吨，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之一。不久前，由中国红河渡矿业集团牵头，罗冶集团等若干家企业入股组建的一家投资公司，以约合4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获得了丘马铜矿35%的股权，成为矿山的第一大股东。
坐在轮椅上的这位老人，是红河渡矿业集团的前身——原红河渡矿务局的老局长，名叫邹秉政。20多年前，为了解决罗冶自卸车销售的问题，冯啸辰前往红河渡铜矿，与邹秉政进行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最终说服了邹秉政接受罗冶自卸车。在那之后，红河渡铜矿不仅不再拒绝国产矿山装备，还拿出资金，在矿山成立了一个国产装备实验研究中心，帮助罗冶、林重等矿山机械企业改进技术，优化产品。
那一次，冯啸辰用来说服邹秉政的道理，正是认为中国不能永远依靠出口矿产资源来换取先进装备，而是应当发展自己的装备制造业，以便有朝一日能够用自己生产的装备来换取国外的矿产资源。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邹秉政也早已从矿务局局长的位置上离休，赋闲在家。不过，离休后的邹秉政依然积极支持国产矿山装备的研发，很多次红河渡铜矿与罗冶、林重等企业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他都以红河渡老领导的身份站出来，要求铜矿方面以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于小集体利益。
邹秉政在红河渡当了几十年的领导，为人正派，继任的领导班子中大多数人都是他昔日的部下，因此他说话是非常管用的。他的那些老部下听从他的安排，与罗冶等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屡屡在心里感叹当年那位20刚出头的重装办年轻干部对老邹的洗脑真是太彻底了。
冯啸辰当年预言中国未来将要去开发国外的矿山，而把自己的资源封存起来，留给子孙后代。对于这一点，红河渡的干部们大多数是持怀疑态度的。在那个年代，“外国”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所在，哪怕是在“外国”的范围内排名靠后的南美国家，相比中国而言也是非常先进的。指望外国人买中国制造的设备，再用他们的矿产资源来偿还，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可是，这一天居然真的来临了。当罗冶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伟龙亲自到红河渡来找矿业集团领导商量收购丘马铜矿股权事宜的时候，大家并没有觉得惊讶，因为国内的矿业集团在海外收购矿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经过50多年的开采，红河渡这座国内最大的铜矿已经濒临枯竭，要想生存下去，唯有向海外开拓这一条道路。矿业集团此前就已经开始在海外寻找合作对象了，只是一时还没有确定最佳的选择而已。
丘马铜矿是罗冶新开拓的客户。这家铜矿的储量虽大，开发却非常滞后，受资金的限制，矿山采用的装备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下，而这又导致了矿山的利润微薄，从而难以筹措资金更新设备，陷入了恶性的循环。
这时候，罗冶的业务人员找到了丘马铜矿的董事会，建议他们从中国引入战略投资者，利用中国投资者提供的资金购买先进的大型露天矿设备，扩大产能。丘马铜矿董事会经过审慎考虑，接受了这个方案，因此才有了王伟龙的红河渡之行。
各方的谈判细节自不必细说，红河渡矿业集团从国家投资银行申请到了一笔大额贷款，用以购买丘马铜矿的35%股权。国家在发放这笔贷款时附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贷款中的70%必须用于购买中国制造的矿山装备，余下30%才能用于矿山的基础设施投资或者购买那些中国企业无法制造的装备。
这个贷款条件，对于丘马铜矿方面来说，并不觉得苛刻。在此前，南美的企业从西方国家获得投资的时候，都是要接受同类条件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美经济高速发展，兴建了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包括投资高达170亿美元的伊泰普水电站等，其中的资金大多来自于西方银行财团。这些西方银行财团向南美国家投资建设资金时，往往都会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必须从西方企业采购设备。结果，从西方银行拿到的钱，转个手又回到了西方企业的手里，并未给南美本地的制造企业创造出机会。
借钱搞建设，却未能培育出本土的制造企业，最终的结果就是到了要还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偿债能力。于是，一场金融风暴便呼啸而来，席卷了所有的南美国家，并让“拉美化”这个词成为对一个经济体的最恶毒的诅咒。
“我们没有陷入这个诅咒。”
站在丘马铜矿的采矿场旁边，望着面前深深的矿坑，王伟龙自豪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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