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们自然不能忽略定都西安在国家安全和统一层面上的意义。钱穆在其文章中对明成祖朱棣大加赞赏，在钱穆看来，基于明王朝当时的历史时刻，定都北京无疑是一个目光深远的政治决断。
“所以明成祖之建都燕京，实得汉、唐建都长安之规模，同样为一种逆势动态的进取国策。”在此意义上，定都西安就显得别有深意。
正如前文所示，钱穆将未来新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隐患定位在中国的北部强邻苏联，那么定都西安就是效仿明成祖故事，通过将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建立在与外敌抗衡的国防第一线，以一种积极防御的姿态和策略来构建中国的新国防体系。
我们似乎也应当考虑钱穆在文中所不便明言的国内政治环境。《论首都》一文写于1942年，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开展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战后新首都问题》写于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国共两党即将就战后中国的政治统一展开协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钱穆自然很可能去关注和思考，如何使两个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纲领和组织原则的政党达成一致，共同致力于新中国的统一和战后建设。
我们不难想到，西安距离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延安仅有300千米左右，西安亦可以被视作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范围的交汇点。定都西安对两党而言既是政治合作的象征，也是通过政治地理的现实条件促成两大政党的实际权力范围得以融合统一。
▍进退之势与立国规模：钱穆论首都地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
钱穆对于新中国首都之地理区位的高度重视反映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现实政治层面，钱穆高度重视首都位置与国家建构及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个层面，钱穆试图通过新首都来重塑新一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如果说现代国家建构问题主要是应对立国时势而作，那么民族精神的重塑则称得上影响未来中国命运走势的百年大计。在此钱穆主要借助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来诠释地理因素对国民精神和国运走势的内在影响。
钱穆在《战后新首都问题》一文中通过梳理秦以降两千年来中国各朝代首都区位的变迁与本朝立国规模的关系来论述该问题。在开篇，钱穆从“有些国家常有首都问题之发生，而有些国家则否”展开对古今中外各个国家的类型学划分。
在钱穆看来，古往今来的国家分为两类：自然国家和人文国家，或曰单式国家和复式国家。钱穆认为，除开西方的帝国以外，泰西诸国从古代城邦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都是一种自然单式国家，因为它们都有自然之疆界与民族。
相比之下，中国自秦汉以来就进入了人文复式国家的阶段，“其国家之创建，全由人文化成，而不复为自然的地形与民族之隔阂所限”，也就是说，中国国家的形成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相比较小，而受中国文明传统的影响更大。因此，西方大国的首都如伦敦、柏林和巴黎是自然形成的。
但是中国自古以来首都的地理变迁就十分频繁，其中当然不乏地理条件的演变，但主要是人事所为。因此钱穆指出，“在人文复式国家，首都之选择，实为一至重极要之事。一国家之规模与精神，只看其首都之选择，已不啻如示诸掌”。
事实上钱穆所讲的立国规模与精神，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共享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气质，同时也可视作国家的宏观战略和基本国策。因此立国规模本身即是制度结构和文化气质的统一。钱穆把中国历史上的立国规模与精神主要分为两类：顺势进取和逆势退婴。而中国的立国规模同中国的地形地势又有极为紧密的联系。
总体而言，中国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西北为内陆地区，气候寒冷干旱；东南为季风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在经济层面来说，东南物产丰饶，经济繁荣，而西北物资匮乏，经济发展滞后。因此，就自然之势而言，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会自然地从西北向东南倾斜，“一切风气土物，亦削于西北而积于东南”。
实际上，有此种中国地理现实所引致的“自然之势”于中国各地均有不利影响。与西北地区的不利之处前文已经详细说明。扼要而言，西北的贫瘠闭塞不利于现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使中国始终面临分裂和解体的危险。
然而，这样的局面于东南地区而言同样是有害的，人力物力资源在东南的高度集中，会导致“东南常有沉淀壅滞之患”。在费正清、孔飞力等历史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明清帝国中叶，中国东南地区在经济高度繁荣的同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隐患：
人口过度增长突破了当地农业生产能力所能承载的数量，由此江浙地区产生了大量无地流民，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激化。而钱穆所看重的是，过度的富庶和安逸对一个民族之精神气质的侵蚀和消磨，尤其是当中国的首都地处“六朝金粉”的金陵或临安时，中国自然不复有汉唐时期磅礴恢弘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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