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城的刘钟将军府，敲锣打鼓，好不热闹。并不宽敞的将军府邸人来人往，出席婚宴的将士们个个喜气洋洋，他们由衷地为自己的刘钟将军感到高兴。
“一拜天地！”随着司仪的一声吆喝。
只见大厅正中供奉着祖先排位，两旁太师椅上端坐着两位慈祥的老人。
“二拜高堂！”新人听到司仪吆喝后立马恭恭敬敬拜向父母方向。
“夫妻对拜！”新人开始行跪拜之理。旁边的亲朋兴高采烈地将新浪和新娘的头按在一起。好不热闹。
“礼毕！送入洞房！”司仪最后一声吆喝，意味着大婚已经顺利完成。
正当人们兴高采烈地目送新娘进入新房时。
忽然！城外传来一阵隆隆的战鼓声。
“报—”立马有士兵来报送“海面有数艘倭寇船只向所城方向驶来！”
“众将士听令！”身材魁梧，玉树临风，不怒自威的新郎官刘钟将军已经褪下新郎红装，“随我出战！让这帮倭寇有来无回！”
“得令！”众将士听令后一声怒吼。犹如洪钟一般，响彻天际。
此时已经到了大明嘉靖一朝。随着民生的凋敝，东南沿海的倭寇愈演愈烈。
倭寇，是指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因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故称倭寇。
倭寇初时仅为九州沿海一带的名主、庄官等阶层及失业人民，14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劫掠中国与朝鲜沿海地区。晚清时期，在光绪皇帝的上谕中，大量使用“倭寇”指称日军，衍生出倭军、倭兵、倭炮、倭廷等词。
洪武时起，明朝致力于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于辽东望海埚全歼来侵之倭，此后海防较为平静。嘉靖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明朝东南倭患大起。明廷多次委派官吏经营海防，因朝政腐败而难有成效。嘉靖后期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明朝建立后，尚有张士诚等南方的残余势力以及沿海走私商与日本海贼合作，以日本一些岛屿为基地，在中国和朝鲜沿海进行侵扰。
明朝建国后，东南沿海一带凭借着地理位置和原有的基础，农业、手工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也日益繁荣起来。正德年间，私人海外贸易开始得到发展。到嘉靖时期，私人海外贸易形成大规模，达到非常繁荣的程度。利润上的巨大差距，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各地形成了许多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但面对严峻的东南海疆形势，明开始实行长期的海禁政策，明初朱元璋即颁布了“片板不许下海”，严禁私人海外贸易。
朱元璋称帝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希望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嘉靖初年（1521年）以后，明王朝借口宁波“争贡事件”，下令严禁造违式大船，凡是属于违禁海船的尽数毁掉，规定“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企图断绝一切海上联系和贸易往来。然而，到嘉靖二十年（1540年）后，反而出现了“禁越严而寇越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私人海外贸易规模反而更大，“倭寇”在东南沿海迅速泛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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