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苏绰原来草拟的，包括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在内的六条诏书继续在全国强力推行。
为了提升国家凝聚力，实现文化自信，宇文泰还倡导推行关中本位政策，强调关中地区才是汉文化的正统，因为西周就是发源于这里，而东魏和南梁那边不过是当年的蛮夷之地。
由于关中地区还有很多西迁避祸的鲜卑贵族和原籍关外的士族，为了隔绝这些人的思乡之情，避免地域歧视，宇文泰把这些人的郡望都改成了关陇，同时鼓励胡汉通婚，消除民族隔阂。
在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西魏逐渐形成了以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为大姓的新的关中士族，这些汉人士族跟鲜卑贵族一起构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关陇集团”。
作为这些改革措施的幕后操盘手，度支尚书苏绰可谓厥功至伟。此时老上级周惠达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去世了，苏绰现在是朝内仅次于宇文泰的实权人物，但他依旧生活简朴，家无余财，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在国家大事上面。宇文泰对苏绰也是推心置腹，极其信任，他在外出视察的时候，经常把预先签字的空白纸张交给苏绰，如果有急需处理的政事，苏绰可根据情况自行决断，等他回来知会一声就行。
从治国角度来说，宇文泰跟高欢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高欢几乎完全依赖个人天马行空的头脑才智来权衡和取舍，为了所谓的大局，他不惜纵容官场的贪污腐败，不惜纵容部下的恣意妄为，这些措施虽然短时间内保证了所谓的团结和稳定，但也为东魏日后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而宇文泰则是通过苏绰等人来总结历朝历代汉族政权成熟的统治经验，在此基础上制定严格的施政纲领和行为准则。所谓“清心”即是倡导汉族崇尚仁义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敦教化”便是把这种价值观在全国进行推广，而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等等，更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国家治理，因此打下的政治基础相对要更为牢固。
这种区别短期效果可能不明显，但时间越长，西魏的优势就会越大。
前提是高欢配合一点儿，大家先和平发展，暂时别再打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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