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知府见二人说得恳切，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便试探着说:
“既然你们与章炯情同手足，又一起从广东赶回，如今他因为失财而得病，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你二人又富有钱财，何不共同分摊，赔补他所失的银两，治好他的病呢?如果章炯病死，在事实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二人的罪孽就更加深重了。”
崔知府万万没有想到二人非常爽快地答应出银，但不愿意以“赔补”的名义。他们认为:
“大人吩咐，理应从命，何况这些银子我们也出得起。不过，以赔补为名，我们依然脱不了谋财的干系。如果大人以救济的名义，要我们出钱，我们心甘情感。毕意我们是乡里乡亲，一起同甘共苦地到广东经商，帮助他是理所当然。大人要是让我们赔补，等于是我们花钱买了一个贼名，如何能够心甘情愿呢?”
崔知府要他们出钱的本意在于试探。如果他们不肯出钱，必是贪财，其盗窃的嫌疑终不能免，而如今这二人愿意出钱，反倒使崔知府犹豫了，也不好刑讯逼供，只好先放二人回家。
次日，二人并没有食言，各自将银子送来，而且是每人一份，等于是加倍赔补，其救济之意甚明。
崔知府只好先收下，却不得不怀疑此二人。为什么他们这样痛快交出钱财?莫非他们做贼心虚，想借出钱的名义洗脱嫌疑?本府如果不能够确定一人之罪，这钱收得也师出无名。如今没有真凭实据，也不能够拘押这二人。
崔知府送走二人之后，即刻派出亲信去查访二人的虚实，得知他们家境殷实，数代都与人为善，口碑甚佳。因此大致可以排除二人偷窃银两的嫌疑。
崔知府想:“若不是二人偷盗，是不是王氏贼喊捉贼，将银子藏起来，给她的相好了呢?其丈夫出去两年，也难保其没有外遇。”
于是，崔知府又派亲信打探王氏的所作所为。亲信们打探数日，得知王氏冰霜坚毅，丈夫不在家，绝少与他人往来，更何况丈夫回家之后，还没有坐稳，就打开包袱，王氏根本就没有时间藏匿，应该是途中被盗的。也就排除了王氏的嫌疑。
崔知府想:“虽然在中途有可能被盗，也难说不是章炯贪心不足，故意将自己的银子藏匿，然后捏造那二人偷盗，以诈骗钱财。
如何试探章炯呢?崔知府将二人赔补的银子暂时予以封存，然后将公费银取出些封好，叫书吏送到章炯家。
以知府的心思，如果是人有贪心，见到银子就会说是自己的。若是章炯将公费银认成是自己所失银两，定是他故意设局。
书吏来到章家，声称找到被窃银两。章炯听说大喜，病也就好了一半，就让妻子扶着自己出来，验看银两。章炯打开封皮，发现乃是锭整银，便说:
“这不是我所丢失的银两。我做小买卖，所收的都是散碎银子，并没有熔化成大锭，一定是知府大人弄错了，小的不能收。”说罢将银两退回。
书吏回来禀报，崔知府又让书吏将二人赔补的银子送去，章炯依然说不是自己的银子，不能收。
崔知府想:“看来章炯失银是实，但其不冒认银两，亦可见他也是个老实人。如果章炯是个老实人，那二人就难逃嫌疑了。
二人虽然肯出银两，但也不能排除二人有出钱免罪的嫌疑。人心叵测，世事难料，只好先将此二人暂时关押，实在找不到丢失的银两，就按照控状所讲罪名定罪。”
想到此，崔知府命人将古亲、王业押人大牢，听候进步审理。崔知府闷闷不乐地回到后宅，夫人迎了上来，见丈夫不高兴，便小心翼翼地说:
“我娘家侄子前来看望，你见与不见?”
崔知府再不高兴，也不能得罪夫人，既然是夫人的亲戚，哪有不见之理?
崔知府来到花厅，但见一个儒士打扮的青年，身穿蓝青色长袍，虽然有几处补丁，却也浆洗得干干净净，头发用布巾扎起，一尘不染，因此看上去衣冠朴素，露出清贫气象，却也是一身正气。
崔知府问过姓名，其人名叫曹衡，然后问其父母可否安康、兄弟几人，婚配与否、何时离家等家常事务。
等寒喧过后，曹衡说:“小子不才，本来是要到江西去投亲访友，没有打算叨扰姑公，只因前几天走到一个村庄，黄昏时分经过条小溪，在柳荫溪畔发现一个青布袋子，内有数包银子，不知何人遗落此处。
当时天色已晚，我等到天黑，见无人来找，只好先到傍岸借宿。此银多达数百两，我恐怕失主丢失着急，回来寻找，次日清晨便又回到柳荫溪畔等候，没有想到，一连四日，并没有人前来寻索。这样多的银两丢失，为什么不回来寻找呢?我便仔细查看袋子，发现有封家信，封皮上写:‘烦带莱州府某人亲拆。’既然家信上有姓名，若找到此人，定然会找到失主。我想姑父现在身为知府，在莱州府找到这个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所以才匆匆赶来。没有事先来信告知，以至于贸然打扰，还望姑父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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