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特务机关”监督下，这“户贴”制度被严格落实并立即执行，甚至能精确到采集资料的第一手经办人的姓名、籍贯、生日、家庭状况等信息，堪比后世的“全国人口大普查数据”，真实性与有效性很高。
等这“户贴”制度在全国各地实行得差不多时，朱元璋看着来自全国“户籍汇总”，心中有数后显得异常开心，便开始决定下一步行动，便是建立“黄册”。而“黄册”的基本单元是“图”，老朱规定一百户人为“一图”。
“一图”之内的“十户人家”编为“一甲”，从中选出一户来成为“甲首”。“一百户”就有十个“甲首”，再派一个“里长”负责管理这十个“甲”，直接向县衙门汇报情况。因此，这种按“图”划分的管理制度就叫“里甲制度”。
为了将这个“里甲制度”完整地严格执行下去，朱元璋依旧采取了一个“磨”字诀，打算利用时间换空间，并首先在浙江湖州地区实行，然后又在东南各省推行，待东南各省基本普及后，又强制在全国各省推行。
“里甲制度”的毒辣之处在于，一来它越过了“封建官僚”阶层，使用“技术官员”比如“贡生”、“举人”等直接在乡村基层以普及法治来管理老百姓，让底层百姓获得了“民告官”的权力，并使得皇权延伸到了基层。
二来就是它分化了基层的“势力结构”，让地方官僚、乡绅地主难以形成“豪强集团”进而形成“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同时，朱元璋巧施手段，让各股势力之间为了迎合“皇权”而互相争斗得你死我活，制造内卷。
是故，“里甲制度”的成功，极大节约了朝廷的行政成本开支，再配合“锦衣卫”等“厂卫特务机关”无处不在，便能牢牢掌控基层百姓的言论自由，挖掘和崩溃基层的各种“地头蛇”势力，放在历朝历代无人能及！
当比“里甲制度”更厉害的是“黄册”的发行。“黄册”其实就是明朝的“户籍登记制度”，每一册里都登记载有这“里”当中的一百户人家的基本情况，比如人口数量、性别年龄、财产状况等，因为手册封页必须为“黄页”，故曰“黄册”。此外，朝廷规定，“黄册”必须每十年重新核定一次，也就相当于后世的“人口大普查”。
通过重新审定“黄册”，便可将从新、旧两本黄册中登记的各项数据得知这十年来，每家每户的详细情况，比如新增数额、减少数额、现有数额、数额变化原因等项目，为朝廷管理治下人口节约成本并提高效率。与此同时，明朝官府规定，凡是行医、卖药、卜卦、算命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否则算违法须治罪。
至于普通农民，官府规定其平日里只能在本“图”百户人家所在的“一里”之内活动，出入作息不能越阶，否则算违法，须得治罪。官府规定，每户农民家里有几口人并从事什么职业，邻里之间须都得清楚知道，否则治罪。也就是说当官府询问一户农民的邻居家的基本情况时，若答不上来，则按照奸细处理给治罪！
这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的“保甲法”之翻版，但朱元璋觉得还不满意，因为他知道无论是百官还是百姓，都害怕皇帝老子清楚其手中掌握多少土地、田亩，但朱元璋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得清楚知道天下田亩，而不必忌讳太多，毕竟以前的“土地制度”都是先由百姓们自己来申报，然后是地方官员来审核存档。
但问题就来了，农民们主动申报的田地究竟是肥沃还是贫瘠？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究竟是何人何时来申报？对此，别说是皇帝不知道，就连当地的官员也不清楚。可是问题出现在哪里呢？这就有门道了。
首先，丈量土地是一门“技术活儿”，全靠人力丈量，涉及到各种数学图形的面积计算方法。同时，还有干旱地区、盐碱地如何折算成水浇田？这就决定了能丈量土地的人才不多，而且非常耗费人力和物力。
其次，一个县的地方官员人数有限，不可能挨家挨户地去农民家里逐一审核。因此，如果若让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子弄清楚这些事情，那基层的官僚队伍就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故各级官僚阶层都抵触此事。
这就是说，在申报土地和各自财产方面，无论是农民、地主还是地方官员，甚至退休后颐养天年的“官宦世家”们对此也同样抵触，於是互相包庇，弄虚作假，就是不想让皇帝老子清除自己有多少土地和财产。
所以，全天下到底有多少耕地，老百姓和官宦们家里有多少财产，历朝历代那些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子们还真不知道，这就造成了各地官员们上报和上缴给朝廷的税款和实际收入之间有明显差距，避免不了。
殊不知，无论是从农民、地主等家里收取的赋税，还是从罚没有罪之臣家产以充公所得到的收入，只有一个大概，没有具体数字。但朱元璋为了继续发兵征伐北元，就得花很多钱，所以必须掌握精确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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