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中、日两国千余年来彼此心存芥蒂，倭寇亡我之心不死，既有“风水斗法”，也有兵戎相见。
“诸位息怒！”催木匠虽然悬空盘坐吐纳炼气，但却能通过精神力外放来激荡周围的“天地元气”发出同频共振声道：“倭奴可恶，势必灭除。但倭国也有不少实力强大之‘修真者’，须做好万全之策才能前往征讨！”
“噢？国师大人之意是……不宜开战？”、“难道就不能轻言灭倭了？”、“不行！君辱则臣死，必须灭尽倭奴方可解恨！”、“是呀是呀，倭寇屡屡侵扰我大明沿海各地，攻陷州府，劫夺财物，杀掠百姓，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嘛，不狠狠往死里打，这倭寇就欺负到咱大明北京城来了！皇上，臣等请求下旨东征！”
这时，文武百官也被“倭国特使”的挑衅行为惹怒，即便是听了催木匠的警告后，依然不以为然，因为文武百官们觉得对方即便有强大的“修真势力”在背后撑腰，但那也是“国师”等“仙家”们的事，与自己等凡夫俗子无关，更何况如今的大明朝上下焕然一新，不仅武备强大，兵强马壮，而且士气正盛，宜开疆拓土。
“呃……既然如此。那就……”崇祯帝朱由检环顾众人后，便与悬空盘坐吐纳炼气的催木匠彼此点头，遂朗声道：“大典继续。先祭祀宗庙，再大宴宾客，后大赦天下！待朝廷准备妥当，便自会发布讨贼檄文！”
就这样，崇祯帝不想让自己的“大婚典礼”变得杀气沉沉，便决定用“大宴宾客”和“大赦天下”来缓解气氛，这反而大受欢迎，因为“坤舆万国”使者们正好有机会一边放开肚皮吃喝，一边尽快领回应得的赏赐。
不过，凡是“有心者”都能从方才的突发事件中察觉到了一丝紧张气息，那便是明朝要准备对外发动大规模战争了。既然如此，自己不如早日离开此是非之地，免得引火烧身，哪里还顾得上欣赏“大明芳华”？
然而，由于《皇明祖训》中有“十五不征之国”的规定，让崇祯帝犹豫过是否要东征日本？毕竟当年元朝世祖忽必烈三次发兵东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这便是血淋淋的教训，故有人认为明朝不可能东征日本。
但实际上，在异时空的明朝万历年间，明朝上下就曾掀起过一场“东征日本”的讨论风潮，并且“东征日本”这一战略甚至还得到了明朝高层的肯定，但最后为何还是不了了之？这恐怕有不少历史巧合之因素吧？
在万历十九年（西元1591年），明廷方面得到了大量关于日本扩军的情报。四月，福建人陈申报称：“倭奴造船挑兵，倾国入寇 。” 紧接着，各种关于日本即将入侵朝鲜甚至入侵中国的情报雪花般纷沓而至。
到了七月份，这些情报被传入北京，而内阁辅臣许国当即将浙江巡抚常居敬和福建巡抚赵参鲁的奏报转呈于万历皇帝，并请求预备调兵调粮，加强沿海防备，以抵御日本倭寇大军起倾国之兵来袭扰大明朝。
而在此之后，明廷也先后采取了多项备倭措施，如强化东南沿海军备，筹措军费粮草，收集日本情报等措施。在开动东南沿海战争机器的同时，上至朝堂，下至民间，凡是有识之士都纷纷上奏，讨论各类备倭事项。其中，就不乏“捣巢日本”的先发制人之策，而这类策略也得到了明朝高层尤其是皇帝老子重视。
例如，《明神宗实录》记载，总督两广侍郎刘继文上书防倭条例：“仍将倭奴入犯情节晓喻粤夷，令其擒斩关白入献，重加赏赉，尤消患安邦之一策也。着如议行。”就提到动员在广东的葡萄牙人去攻打日本。
来自民间仇俊卿的“治本之策”有记载：“（仇俊卿）死之岁，闻平秀吉（丰臣秀吉）将入寇，犹愤发，贻书浙抚，请如汉横海楼船故事，张中国威，观者状之 。”（《天启海盐县图经》）说明百姓关心国事。
如果说以上“捣巢之策”的提出者，还局限于地方官与民间人士，不能代表明廷方面的意见，那么“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征倭敕令”，也许可以说明当时明廷对即将大举入侵朝鲜的日本的态度如何？
据《宣祖实录》记载：“初，我使黄允吉等往日本，秀吉贻书我国，使之整其军兵，与日本合动直犯上国。我国举义斥绝，即于其年（宣祖二十四年）四月，因圣节使金应南之行具由奏闻。中朝先因许仪后亦闻倭谋，令我国要结暹罗、琉球等国合兵征剿。”这说明日本故意放出假消息，欲联合朝鲜入侵中国明朝。
《再造藩邦志》也记载：“金应南之回，天子降敕谕，赏白金、纻丝、彩段，使臣等亦令有司例外加等，且谕结暹罗、琉球等国合兵抄击。”尽管这条敕书更多的是对朝鲜的试探，但也表明当时明廷高层已经有了“捣巢日本”的想法。这才试探性地提出让暹罗（泰国）、琉球（冲绳县）等藩属国出兵帮朝鲜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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