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朱棣之所以修纂《永乐大典》，是要事事向老爹朱元璋看齐（包括修书的内容和方式），加强自身合法性，归根结底还是心虚所致。
而不管是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可以说，朱棣修纂《永乐大典》的目的不纯——《永乐大典》的诞生，只不过是朱棣为了掩饰他篡位的事实，用一些其它功绩来掩饰朱棣自己的心虚而已。
所以，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说法，《永乐大典》的价值，其实并不是很大，只不过是一个帝王粗制滥造的政治工具罢了。
姑且不论说这种话的人都是些甚么目的。
但这其中的确有几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第一、修纂《永乐大典》时并没有像修《四库全书》时那样一次次的批阅、改进，有粗制滥造的嫌疑。
第二、《永乐大典》并没有像《四库全书》一样手抄了七部（加上原稿，共八部），然后分地藏之。
第三、《永乐大典》修成了以后，不让人看，普通读书人，乃至朝中大臣，永远都只能闻有其书，却不能见其内容，这也让《永乐大典》失去了其最大的价值。
第四、朱棣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下令毁掉了所有书籍的原版本，令很多文化成为绝响。
最为让人遗憾的是，到了后世，《永乐大典》遗失了绝大部份，只剩百分之四。
这是人类永远无法弥补的文明上的巨大损失。
那……是不是说，《四库全书》就要强过《永乐大典》？
屁！
乾隆修《四库全书》是比朱棣修《永乐大典》用心，而且还弄出来了八部之多，甚至大多传于后世。
可这些根本掩饰不了一些更恶劣的事实。
这个更恶劣的事实就是，在编修《四库全书》期间，清朝廷大兴文字狱。
如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借口屈大均的诗词文章中有悖逆语，遂禁止将他的着作编入《四库全书》，还刨毁了屈大均的坟墓。
而所谓的“悖逆语”大体上存在三种情况：
一是明末清初的学者在他们的诗文中表达一定的反对满族统治的情绪；
二是有思念明朝的文句；
三是在行文作诗时不避清朝的讳，如皇、玄、烨、胤等字不能随便用，不能避开时需采用缺笔或加笔的方法。
其实，更多的情况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捕风捉影和牵强附会。
如周亮工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本来只是一种偶感：在夏日读书时，从窗中吹来的风把正在读的书翻乱了。
可清朝最高统治者却以为在讥讽满族人不识字，进而处置了周亮工，何其冤也！
而每一次文字狱，都有大量珍贵的典籍遗失。
乾隆上谕：“第其中有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节经各督抚呈进，并敕馆臣详晰检阅，朕复于进到时亲加披览，觉有不可不为区别甄核者，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循迹缁流，均以不能死节，腼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狺。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
理由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是本质上就是，出于维护清朝的统治以及维护他乾隆爷至高无上的尊严，他乾隆爷要毁书。
而且，说毁就毁，并且不是按本毁，而是按种毁，完全不想他修《四库全书》的初衷。
据《咫进斋丛书》所载的书目：
被清朝廷毁的古籍约有二千余种。
甚至连明末清初的一些石刻，如触犯者，也要磨毁，被毁石碑和摩崖石刻，山东有七种，山西有十四种，
为了使这一文化专制政策落到实处，乾隆和其亲近的大臣甚至开列了《禁毁书目》——四库馆臣在完成了全书的编纂以后，还开列过《四库全书未收书目》。
跟乾隆一比，在编修《永乐大典》的过程没有出现过一起禁书、毁书的文字狱，对选录的图书没有做任何有意的篡改，连需要的参考书籍也基本上是由朝廷出资收购，而没有以权力威逼利诱藏书家们自愿捐献的朱棣，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而纵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其最终结果都是，为人类留下遗憾，让人类遗失文明。
李衍没有朱棣得位不正的顾虑，又是根正苗红的汉人，不用像乾隆一样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更为关键的是，李衍是开国皇帝，甚至有可能是千古一帝，所以，李衍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换而言之，李衍没有朱棣和乾隆那样的政治目的，他就是纯粹想保住人类的文明，保住人类的文化。
说实话，在此之前，李衍其实没太将这当成是一个大事——在后世，一个人只要有一部电脑甚至是只需一部手机就可以写书，修纂一部书而已，多大点事啊，哪怕修纂的是一部旷世大典。
而李清照，是千古第一才女，自幼颖悟绝人，文章雅劲奇古，诗豪宕丰赡，书法小楷精绝，就很适合整理修纂这部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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