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长的，愿意看的全看，不愿看的看看倒数第三段，便可知和尚在赣南搞靛蓝，绝不是无中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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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明朝经济史》之明中叶的土地兼并与赋役制度改革】
流民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了百姓的积贫积弱。天下赋敛横流、徭役如山，收田之入不足以缓公府之追求，养马困于责驹、煎盐困于赔课、近王府则困于侵夺、近戚里则困于恣睢，地当孔道、祗应为之害，土产之物、贡献为之害。由此使明代流民规模越来越大。流民成分复杂，决定了其流向和存在形态各不相同，因此造成的社会影响比前代更深刻、更久远。我们从流民的职业和地域的流向来探讨这一问题。
从流民的职业流向分析：流民逃亡后转死沟壑，困顿挣扎，飘泊异乡，或大户苞荫，投豪势官民为家人佃户行财行理者；或僧道招诱，成为其佃客；也有的流入城镇，被豪匠冒合，转而从子专于贩易佣作者.另外还有的投充军营为军囚牵引或被屯营隐占；当然也有船居荡浮，甚至出海谋生的。
但有一个共同点，即摆脱了对国家的人身依附，成为相对独立的人。这对商品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流民的逃亡，小则影响朝廷各部的常课，大则破坏政权的经济基础和军备边防。
农民的逃亡，一方面使土地荒芜，兼并之家乘时贱市流民田，土地兼并越来越激烈，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人口的逃亡增加了未逃户的负担，因为粮存难办，以故丁逃而累及于户，户逃而及于甲，人不得不尽甲而逃。我们知道，封建国家赋役科差制度是以严密的人口和土地控制为基础的，百姓逃亡使国家赋役征收陷入窘境。军户的逃亡则直接威胁边疆的稳定。至于匠户、灶丁的逃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明政府的财政危机。况且，由于流民生产资料缺乏，生活异常困难，因此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不乏其例，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流民成为明王朝的腹心之疾。
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堵疏兼用，制止流民发展。正统元年，明政府造《逃户周知册》，核其丁粮，送报巡抚，无论遣返原籍或是附籍当地，俱得纳税服役，试图把流民重新纳入封建的政治经济秩序之中。正统二年颁行《挨勘流民令》，令勘籍、编甲互保，属所在里长管辖之。正统四年，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流民出没较多的几省增设抚民佐二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正统五年采纳巡抚于谦建议，下令复流民复业者税，景泰二年又申隐丁换户之禁。
但这些威逼利诱措施并没有解决流民的根本问题，只能算是权宜之策。明中晚期，因为灾眚频繁、催科无序，数年之逋，取盈一时，流民依然有增无减，甚至酿成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严重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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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民的地域流向来讲，其主要趋势是由地少人多的狭乡向人稀地广的宽乡流；从腹内向塞外流；从土地瘠薄的地区向肥沃的地区流；从租赋较重的平原向租赋较轻或尚无租赋的山区流。人口的地域流动，在经济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可以缓解腹内、平原地区的人口压力，促进边疆和山区的开发。
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流民找到了土地之外的谋生手段，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中间，流民向山区的迁徙和对山区的开发尤其值得研究。
流民向山区聚集，归因于山区地旷人稀、统治力量薄弱，即所谓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纳粮、又不当差。以荆襄山区为例，至成化七年，已屯聚流民余人，成为全国最大的流民聚居区。南赣山区、闽浙山区也倍受流民青睐。
流民向山区的迁徙，加强了山区与外界的联系。山区交通闭塞、开发较晚、人丁稀疏、经济落后。流民徙入后山区人口密度明显上升，人口分布由河谷盆地向山地、由海拔较低地区向较高地区延伸，为山区经济开发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流民多来自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关系、教育文化水平等比较先进的地区，如荆襄流民主要来自南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四川、湖广等地，南赣流民则多是江西平原、福建、粤北的破产百姓，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劳动力，先进的耕作工具技术经验、文化生活模式等也伴随山门大开也一并涌入，推动了山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另外，封建政府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理控制，在其聚居区增设行政区划，修筑道路。如明政府曾在荆襄地区增设郧阳一府并竹溪等七县。以郧阳为中心，开辟三条驿道，分抵西安、南阳、汉中，这在客观上也密切了山区与外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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