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说，歌德是德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至于，《欢乐颂》的词作者，歌德的挚友席勒，也被公认为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伟大作家。
历史上的歌德与席勒属于德国文坛上，数一数二的人物，与此同时，他们也是“狂飙突进运动”（德国文学解放运动）的核心代表人物。
同样的，两人也是年少成名，这其中，歌德早期代表作就是家喻户晓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而席勒的处女成名作是《强盗》。
至于“狂飙突进”这个名称，象征着一种力量，含有摧枯拉朽之意。它得名于德国剧作家克林格尔，在1776年出版的一部同名悲剧《狂飙突进》。
两人不同的，歌德不仅比席勒大10岁，而且出生于优渥的家庭，父亲是帝国议会的议员。所以歌德自小就接受艺术的熏陶，一贯被情所伤的他从没有缺钱的经历。
至于席勒，家庭条件就差多了，属于典型的“中下贫农”出身，以至于，年幼的他不得不进入斯图加特的军校学习军医，因为这样可以免除学费，还有生活补助等。
不过，席勒的情事要比“老大哥”更成功。那是他在数年前，娶了家庭富有的姐妹花，直到三人花光了全部家产前，席勒依然是比歌德“性福”的。
而之后，带着妻子和小姨子的席勒为了生计，唯有舔着脸，以极其谦恭的语气，写了一份信，恳求魏玛公国枢密院大臣的歌德，为自己介绍一份好工作。席勒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嘲讽歌德“不过是一只高傲的孔雀”。
很快的，歌德在回信中说，他以万分欣喜、非常高兴的心情愿意的邀请席勒来魏玛，加入他与老师赫尔德正在倡导的文化与教育事业。
只是随之而来的，是魏玛国内保守势力的坚持反对。因为席勒曾经公开讴歌过法国大革-命，还借助小说《强盗》谴责了德意志贵族。不得不说在这方面，席勒比起赫尔德还要激进三分。
这一期间的1792年，法国国民公会曾在欧美范围内遴选同情支持革-命的杰出人士，授予其“共和国荣誉公民”称号，席勒凭借反贵族专制的名剧《强盗》成为其中一员。
而作为魏玛统治阶层中的一位，享受着优渥生活的歌德属于旧秩序的维护者和旧制度的扞卫者，他本人自然是不赞成，乃至是反对法国大革-命。那是他憎恶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主张通过政治协商实现社会改良和进步。
在歌德看来，这场所谓的大革-命根本无法解决“人压迫人的局面”，其结果不仅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会破坏“原有美好的东西”，造成礼乐崩坏，甚至是人类历史的倒退。
鉴于此事的影响，魏玛公爵最终拒绝给予席勒一个政-府官员的职务，但他也没干涉身为大学总监的歌德，为席勒在耶拿大学里寻了个历史学教授的职位。
然而，教授历史学的席勒，其年薪仅有区区200勒塔，这个薪资对于一个普通的中产者或许足够了。但要维系席勒一家三口（他本人，老婆与小姨子）的日常开销，至少需要1000勒塔。
很快的，席勒又开始在领导兼朋友的歌德的耳边絮絮叨叨，其目的想要给自己加工资，因为现如今的生活根本入不敷支。以至于席勒不得不靠写作，赚取稿费来维持生活。
最终，丹麦摄政王储在了解席勒的窘境后，主动向席勒提供了三年的赞助，每年1000塔勒（约2千法郎），这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数周前，三年期限已到，丹麦摄政王储对席勒的赞助也随之中止。歌德原以为喜好“三人行”的那位老朋友，会再度找自己哭穷。
怎料，等到枢密院大臣从柏林，参加完普鲁士新王威廉三世的登基大典，重新回到魏玛的时候，席勒就向歌德递交了一份辞职信。
那是席勒接受了巴黎索邦大学（现如今的巴黎第一大学）的邀请，去那里担当一年薪资不低于4千法郎的文学教授。
此外，法兰西文学院还准备授予席勒“外籍院士”的称号。如果后者愿意在巴黎定居，每年不仅有6千法郎的院士补助，法兰西政-府还将为席勒一家在市中心，免费提供一套宽敞明亮的公寓。
一年最基本的收入就是1万法郎，约为5千塔勒，相当于席勒在魏玛（耶拿大学）担当历史学教授收入的25倍。
更别说，席勒的一家三口还能在寸土寸金的巴黎，免费享受一套宽敞明亮的大公寓。
对于席勒的妻子和小姨子而言，能够前往纸醉金迷般的大巴黎定居，这根本就是从天而降的巨大幸福，自然是要怂恿席勒立刻与法国佬签下那份“卖身契”。
毕竟，从17世纪的“太阳王”时代开始，那些喜好法国美食、奢华家居、绚丽服装、精美首饰、盛大宴会与文学沙龙，等各种时尚元素的欧洲女人，是不会拒绝来自巴黎的邀请。
于是不带丝毫的犹豫，席勒随即接受了法国方面的盛情邀请。不仅如此，席勒还签收了一笔3千法郎的支票，将作为自己一家人从魏玛搬家到巴黎的旅途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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