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了，就是朋友，不信，就是敌人，至于民族、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反而不是很重要，各邦国、各民族，都可以通过皈依，团结在教廷周围，成为基督世界的一员。
在近代以前，无论是儒家、基督、还是***，其本质，都是一种普世价值观。
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是能够跨越国家、民族界限，在不同人群中，建立起广泛认同的。
华夏天子，能够基于儒家道义，招揽外族精英效力。
西方教会，能够举起上帝的大旗，协调各邦国、各民族共同生活。
于是在宗教光环下，各民族可以甘心携手，为统治者们所驱策。
西方世界现在搞的十字军东征就是打着教会的名义。
甚至某些强悍帝国，还能同时横跨多种意识形态，建立起有效统治，比如清朝与奥斯曼。
古代世界，正是因为被这些意识形态笼罩，多民族、多元化国家的构建，才会变得异常简单，而且出现了强大的帝国或者王朝。
可工业化之后，随着生产力发展，人口流动大幅增加，熟人社会开始瓦解，陌生人社会日渐成型。
这个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人们频繁交流，文化差异无可回避，族群认同急剧上升，这是根本原因，民族主义的基础，就此日渐稳固。
另一方面是欧洲新兴的市民阶层，推翻了国王和贵族，宣称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
否定了君权神授，当然是进步，可问题是，谁是人民？
你说效忠国王，你能找到国王本人，你说效忠人民，这个词如此宽泛，总不能全世界随便来个人，就能成为国家的主人吧？
于是市民阶层以语言、历史、文化划分人民的边界。
这是直接原因，民族主义由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扩散开来。
然后很多传统的多元化、多民族帝国，情况就变得很不妙了。
最不能适应新时代变化的，首先是没有主体民族的旧政权，比如哈布斯堡王朝。
其治下生活着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等几十个民族。
这些民族中甚至没有一个民族人口占比超过20%。
而奥斯曼的情况，也与之类似，这个庞然大物，领土范围横跨欧亚非三洲。
大致包括今天的埃及、希腊、约旦、保加利亚、巴勒斯坦、马其顿、罗马尼亚、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北部海岸等地。
如此辽阔的区域，仅仅只是听到地名，大概也能够想象，其内部民族之复杂了。
所以，奥匈帝国被戏称为“布娃娃帝国主义”，奥斯曼被嘲笑为“西亚病夫”。
他们的统治者，难道就真的如此迟钝，不知道工业化的强大，以及民权思想的先进吗？
说到底，所谓“时势造英雄”，改革之利，非不知，实不能推行也。
这些旧王朝，一旦迈上近代化的道路。
首先，维系各民族统一之“君权神授”旧君主，必然垮台，即便他是改革的发起者。
其次，旧君主垮台留下之思想真空，必然为民族主义所填补，王朝大概率会分裂解体。
而且这种分裂，往往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瓦解了，再也不会出现历史上“分分合合”的那种轮回了。
帝国最终的统治力量，依赖于它的神权原则，一旦这个原则被削弱，整个统治基础就会受到冲击。
对于旧世界的大国来说，没有什么比动摇民众宗教信仰，更可怕，更危险的了。
当多元化、多民族，尤其是没有主体民族的传统王国，完全就是个死局。
进一步粉身碎骨，退一步万丈深渊。
而另外的一些大国，有主体民族，但主体民族不占压倒性优势，情况就明显好些。
比如19世纪末的沙俄，当时俄罗斯族人口比例，通常认为在60%至70%左右。
再看一些小国，运气就不错，比如德意志与日本。
由于其治下民众，均质化程度很高，最终反倒能够后发先至，迅速完成近代化。
归根结底，这和领土大小，其实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只不过是民族比较单一的国家，恰好更能适应人类文明的这次版本更新罢了。
他们想要进步，只需全身心与列强周旋，模仿学习即可，不必担心后院起火。
而多民族传统政权，要克服两大难关。
一是必须推翻不愿改革，或者只肯进行有限改革的旧君主。
这些人是完全无法指望的，社会基础已经决定了其上限，即在不改变统治结构的基础上，谨慎引进部分技术。
这种表面上的工业化、近代化，如同裱糊匠一般，最多只能粉饰一时罢了。
二是在推翻旧君主后，必须解决包括民族、宗教在内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
否则冲突，乃至长期冲突极容易爆发，战火蔓延之下，任何伟大构想，都难以实现。
着名的巴尔干火药桶了解一下！
大国尚且如此，若是国小，民族还复杂，那更是可怕的灾难，世界上并不缺乏这样的案例。
所以，后世大家统计下工业国、富裕国的名单，也能够发现，榜上有名的，基本都是单一民族，或者主体民族占绝对优势的国家。
这是何等可怕、残忍的近代化陷阱。
工业建设，需要广阔、有序的市场，需要足够的人口，需要稳定的环境。
大国更容易够提供这一切，却很可能会因为内部巨大的差异性，无法承担其带来的后果。
而部分小国，虽不必担心后果问题，但狭小的疆域、有限的人口，潜力终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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