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讲政治外交军事，因为不好算、不划算；不重政府，因为不爱算、不合算。
一句话，这个务实的民族，一切都要算算帐，算成本、算收益，划算则为，不划算则不为。
上至治国，下至经营，首先要过算帐这一关。
算天算地、精打细算的结果，才有了今日白头鹰的强大。
用“过日子”的方式治国，要学白头鹰。
从根本上讲，是因为这个国家爱算帐，会算帐，凡事都要算一算成本和收益，划不划算。
成本低、收益高者，划算，则为也；成本高、收益低者，不划算，则不为也。
讲经济、重市场，是因为好计算。
不讲政治、外交、军事是因为不划算或根本算不清楚。
很多搞政治的、搞外交的、搞军事的、搞文化的，他们如何算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的成本与收益，结果很难算清楚。
军事性价比是没法算的，但收益也有个粗线条的、相对客观的标准。一看能不能唬住人（威慑），二看能不能打得赢。
在和平年代，主要是看能不能唬住人，因为没有多少真打的机会，除非自己有病，非要去作死露怯。
既唬不住人，又打不赢，军事的收益就是个零，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就是个赔钱的买卖，而且投入越多，赔得越惨。
比如毛熊没打小克的时候，毛熊不仅唬住了所有人，还被捧为外交、军事的楷模，一堆人和国争相效尤，崇拜得五体投地。
外交的性价比，是比较难算的。但收益，至少有个粗线条的、相对客观的标准，就是这个国家的国际环境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朋友多了还是少了，国民和企业在外是更受欢迎了还是更被厌恶了。
外交者，交也。交友也，非交恶也，否则的话，就该改名叫外恶部了。
钱花了，国际环境却恶化了，你再怎么辩解，这钱也是赔了，不如不花；花得越多，赔得越多。外交的帐，要这样算。
当然南宋也讲经济，可惜成本控制不好，三冗把它拖垮了。
到了明朝就讲政治不讲经济，后边连军饷都发不出，经济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之乎者也搞不了经济，也搞不明白经济。
可惜啊，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只顾埋头读之乎者也，没心思去认真体察社会。
他们认为财富不在民则在官，显然严重脱离了生活生产实际。
谁说阶级对立发生在官和民之间?阶级对立，永远发生在食利者和劳动者之间，放在南宋，就是在地主和农民之间。
后来南宋的陆游，对此就发表过不同意见:
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
方是时也，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自非治世，何代无之？
以司马光的人品，肯定不屑于当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纯粹是对社会的认知水平不足，属于典型的，脱离了生产生活实际的儒家士大夫。
即使到了明朝，依然有很多人用这样错误的阶级观点看待问题，比如在讨论财产税等问题时，他们认为官家不会刀自己。
其实在皇帝眼里，地主一样是韭菜，说嘉靖不敢对沈一石动刀，不是笑话吗?
以后的执政官不懂经济就别来当官，光会之乎者也的去当老师去，不懂经济建设，地方怎么发展？你治下的百姓如何富裕？
后世总结巨大的财富增长，确实是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的，但你想想看，工业革命是怎么来的?
是先有市场经济，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对利润的追求，促使手工厂主改进机器设备，于是才有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
也就是说，市场交易，才是真正的，财富增长的法门，连工业化本身，都是市场交易的结果。
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就是这样的现象--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极大提高了人们的劳动效率，根据比较优势原理，贸易会带来分工，分工带来专业化，然后促进技术进步。
所谓搞经济，说到底就是要搞活市场，然后你就能看到明显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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