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伪市政府大院内，一队伪警察挎着枪在不停地四处巡逻着。大院的西配楼住的是工作人员，楼内几个房间还亮着灯光。其中一个亮灯的房子，就是湘云的宿舍。
在宿舍内，湘云来到窗户前，将窗帘打开一条缝朝外看了看，又掩上窗帘，来到桌子前俯身写起来。
她时而思考，时而拿起笔，蘸着一种用面粉加水调稀的液体，在白纸上断断续续地写着：
甲午战争前，我的父亲便从福建逃往台湾谋生，后定居台北，他耳闻目睹了日本殖民者的残暴。我个人也在台湾度过一段少年的生活，深深地感觉在异族统治下，生理和心理很都压抑。我的父亲认定人不能没有祖国，因此便把我送回国读书。1935年，我从厦门集美师范毕业曾当了一名教育工作者，在参加一系列抗日活动和学习了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后，我逐步意识到，只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
湘云写的这些字刚写完时，依稀可以辨认字体，不一会儿，字体干涸后就看不到了，显得十分神奇。
湘云把写好的纸夹进一本书里，站起来度到窗户前，望着窗外。外面的夜幕笼罩着死气沉沉的大街，暗淡的灯光像鬼火一样闪动着眼睛。她看着这像坟墓一样的城市，心里起伏不定。
这些，外面又响起凄厉的警笛声，声音十分刺耳。
“伪警察又要去抓人啦！”湘云想着，心一下子揪起来。她急忙把书藏于床底下，熄了灯，合衣躺在床上。
第二天，她才得知，血魂团昨夜趁黑偷袭了后江埭的日本军营，烧毁了日军营房，日军特务机关临时抽调了市警察署的日伪警察。湘云听了不由得暗暗高兴。
原来，血魂团为了迷惑日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给日军以很大震憾。
首先，他们派人埋伏在南田巷口。位于中山路225号的中华电影院，原是创建于南田巷的中华茶园，两层竹木结构的建筑，主要是经营果点，演出戏剧，生意十分红火。经营者几次转手，建筑结构越建越高档，1930年门面由南田巷移到中山路，茶园改为中华戏院，虽然这里以放映电影为主，戏剧也是必不可少的，常有一些名角演出，所以日伪的汉奸特务也是经常光顾。再有就是南田巷口距离日本的军营不远，这里发生枪战，日军军营里的鬼子兵正好听得到，可以吸引他们前来。
血魂团的骨干们经过一番筹划，决定先派一部分人进入这里袭击日军和特务汉奸，另一部分人提前陷藏在后江埭的周围，待日军援兵出动，军营内空虚时，趁机发动袭击。
黄越明吩咐大邓带着几个队员大闹戏院子，越热闹越好。大邓是码头工人出身，疾恶如仇，又个子高、胆子大、会武术，为人仗义，就是心直口快，有些任性。
大邓一听说要去打日伪特务汉奸，顿时来了劲头，高兴地说：“保证完成任务！”
他和两个队员吃过晚饭，收拾完毕，就出发了。大邓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汉奸，戴着墨镜，穿着对襟的黑褂子，腰里别着几颗手榴弹就走出门去。他到烟摊子上买了包好烟，又喊了一辆黄包车向南田巷口。快到剧场时，小巷子中出来几个伪警察和汉奸便衣特务，对街道上的行人进行全身搜查。大邓戴上墨镜，干脆把衣服敞开，露出短枪，右手抽着刚买的好烟“三炮台”，平静地坐着。
几个伪警察吆喝着走过来，大邓没有说话，他一脸的目中无人，伪警察和便衣走过来，大邓拿出几支烟递过去。他们接过烟点着了，问道：“兄弟在哪里供职？”
大邓忙说自己在一个位置较远的汉奸特务队，并借公事之际从乡下回来，到大剧院散散心。于是那些伪警察和便衣急忙让开路，一个伪警察还笑着祝他“玩得开心点。”
到了戏院门口，大邓与两个队员汇合，抽着烟悄悄地溜进来。
快开演了，几个日本军官带着七八个特务汉奸走进来。他们刚坐下来，戏就鸣锣开场了。当晚的戏据说都是日军点的，全是武打戏《长坂坡》《挑滑车》中的折子戏。大邓见日军与特务们全神贯注地看戏，趁灯光昏暗，从兜里摸出一颗手榴弹，拧开后盖，把弹尾小环往小指上一扣，看准下面中间挂刀的一名日军军官，掷了下去。两个日军军官正看戏入神，被手榴弹铁坨子砸得喊叫起来，一看是手榴弹，猛地站起来，大叫大喊着，大意是“手榴弹！手榴弹！”
随即“硄、硄”两响，楼板被震得发颤。身后的一名队员也抓起手榴弹朝电线的方向扔去，又是一声爆炸，电线被炸断，剧场漆黑一片。大邓忙不迭地又将两颗手榴弹扔到日军和特务坐的地方，爆炸过后，楼下哭的，叫的；楼上也是叫的、哭的。人群在黑暗中朝楼下涌。这时，剧院的也外面枪声大作，街上的店铺，家家乒乒乓乓慌着上门板。
街上巡逻的日军、汉奸便衣队不知道哪里出了乱子，一个个朝天开枪，满街乱窜。大邓带着两人赶紧溜出去。此时，街上的枪声、哨子声、警报声、汽车摩托车马达声、吆喝声和日军的皮鞋声，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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