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王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刘泽清素狡，先附立潞议，至是以兵不敌，改计从杰等。”
都说雪中送炭好过锦上添花，三镇总兵也瞄准了“定策之功”，而且还是雪中送炭，当下一拍即合，决定拥护福王。
马士英由浦口回到凤阳，得知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后，立刻将他和史可法的约定抛诸脑后，更换门庭，改拥立福王朱由崧登基。
甚至还将史可法写给他的亲笔信，面呈福王。信上的内容，是史可法关于福王七不可立的事。任谁看了这样的信，都不会高兴，史可法的失势成为必然。
至此，史可法因其优柔寡断，想面面俱到，而将大好局面葬送。朱由崧监国半个月后，被排挤出朝廷，自请督师淮、扬。
若是史可法认定应该由万历皇帝子孙继统，当机立断的把颠沛潦倒之中的福王朱由崧，从淮安接到南京继统，或许事情又是另一番走向。
东林党人在排除福王继统的阴谋破产后，又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惟恐阮大铖起用导致整个“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名望甚高的刘宗周九月初三日上疏说：“大铖进退，关江左兴衰。”
可区区一个阮大钺，真的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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