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敢于拒绝为兵败逃回的楚文王开门一事上可以看出，楚国的大夫鬻拳是一个性情刚烈，敢于以下犯上、直言进谏的忠臣。也正是有这样一批臣子的存在，楚文王才能在做决策的时候避免冲动和错误，带领楚国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
鬻拳是楚国宗室的后裔，在楚文王麾下为官，他为人忠直，一心为国，追随楚文王，死而后已。其为人的所作所为跟着名的屈原是十分相似的，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体现了其为人之耿和为臣之正。
一是在楚王伐息灭蔡时期。楚文王借口蔡国出兵救息而攻破蔡国，将蔡哀侯献舞俘虏回国。哀侯献舞觉察到了楚、息两国的图谋，顿时火冒三丈，大骂息国国君狠毒、楚文王无道。楚文王岂能忍受如此侮辱，于是决定将蔡哀侯大锅烹煮以祭祀太庙。
鬻拳审时度势，心觉不妥，于是进谏楚文王。他对楚王陈述了他的观点，认为不能因为蔡侯的无礼就用这样残暴的方式处死他，因为楚国即将进入中原，在军事征伐之外还需要尽可能地争夺中原诸多小国的支持。所以应当放过蔡国国君，并与之结为盟友，这样既能壮大自身实力，又能留下一个楚文王宽厚开明的形象，为楚国日后外交打下良好基础。
鬻拳的分析入情入理，楚国作为中原大地的后来者，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他最大的潜在对手齐国有利。齐国经营多年，在中原打下深厚根基，与其他各国往来呼应，形成军事联盟。楚国处于以一敌多的状态，在日后的争霸中必须分化齐国阵营，结成自己的联盟与之抗衡。然而楚文王尚未正式进入中原，就留下残暴无道的恶名，会使诸侯国对楚国望而却步，甚至因此投入齐国阵营之中，壮大敌人势力，给楚国的扩张带来无穷威胁。楚文王为解一时之恨，却可能留下如此大的后患，着实是不智之举。
楚文王对此未必不是心知肚明，然而身为王者的威严不可侵犯。如若已经身为阶下之囚的蔡哀侯都敢如此放荡恣肆，那今后还有谁会把文王放在眼里呢？于是文王并不理会鬻拳的苦苦进谏，执意下令将蔡哀侯牵出，投入沸腾的油鼎之中。
鬻拳见文王一意孤行，不免急火攻心，国家的利益和君王个人的意气此时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作为臣子更不能失去原则，必须要做出有利于君且有利于国的抉择。鬻拳无奈之际只好出此下策，他持刀上殿，将刀刃横在楚文王脖子上，怒目圆睁，威胁说宁愿君臣二人共赴黄泉，也不愿君侯行此不义之事让君侯失信，国家蒙羞。
文王见鬻拳如此坚持，又惊又惧，只得收回成命，饶恕了蔡哀侯。随即，鬻拳弃刀跪于文王面前请死，说文王肯听从谏言是国家之福，为臣者对君王进行横刀胁迫是大不敬，因此请求领罪受罚。文王惊魂甫定，却并不以为忤，言鬻拳一片忠心，行此激进之举也是事出有因，故可赦其罪过。
鬻拳却坚持己见，并于众人面前，持斧自刖双膝，并说绝不敢自赦己罪，大呼若有为臣者无视君臣之礼可以以此为鉴。楚文王大惊，急命救起，后将鬻拳斩下的双腿奉于太庙以自省。鬻拳已是残废之人，被委任守卫城门，这于鬻拳而言，可以说是无上的荣誉了。
另外一件事情，则发生于文王率军平息巴国和阎敖族人联合叛乱之际。巴国与楚国曾是盟友，却一直貌合神离，更在两军共同征讨申国时矛盾公开。由此裂隙越来越大，终于在鲁庄公十七年（公元前677年），巴人作乱，攻击大夫阎敖属地，阎敖仓皇奔逃回国都，却被文王处以极刑。阎敖族人惊怒之下遂联合巴国军队共同反抗楚国，声势浩大。
楚文王率军平乱，不想因骄纵轻敌惨遭败绩，自己更是身负箭伤，只得且战且退，意欲撤回都城再整旗鼓。谁知文王历经艰险来到城下，却被守门人鬻拳拒之门外，鬻拳以为楚军自文王继位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却在弱小的巴国面前吃了大亏，实在有损颜面。而文王作战失败，大军铩羽而归，非但不思反败为胜之策，反倒争相进城，想要避而不出，羸弱至此，楚国颜面何在！于是鬻拳执意不肯开门，并要求楚文王带兵攻打实力不强的黄国，好歹讨得一场胜利，班师回国。
楚文王纵有雷霆之怒也没有办法，只好调转马头，率领大军攻向黄国，虽然楚军新败，但余威尚存，稳稳拿下战斗，挽回颓势，可以昂首挺胸开回国境之内。然天意难测，文王不幸染病，竟然不治身亡，死于军中，对黄国的胜利，为其累累功勋划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噩耗很快传到国内，鬻拳陷入自责之中，他将文王拒之门外，逼迫其操劳征战，无疑对文王的病逝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鬻拳安葬文王于王陵，随后自尽，以示忠心。
纵观鬻拳一生，为臣不负忠君之职，为人不负内心本性，可谓无憾。鬻拳之直谏，形式之激烈，意图之坚决，纵观中国历史，亦属罕见，既体现出了为臣之忠信，更体现了为臣之艰难。古之忠臣，动辄落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境地，原因在于他们往往徘徊于“忠于君”和“忠于国”之间。一俟君王昏庸，“君”与“国”二者之间就会出现尖锐的对立，而臣子此时则会陷入两难之中，往往酿就悲剧。以鬻拳之耿烈，非但未遭文王见弃，更能身负英名而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同时也体现了楚文王的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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