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当中，朝廷要举行很多次的祭祀活动，比如祀天、祀地、祀五方五帝、祀祖宗、亲耕、先蚕、祭风神雨神各路神、祭孔、巡守等等等等，多达几十种。当然，这么多的祭祀活动，皇帝不可能全部参与，他只参与级别高的几项，余下的交由皇后、太子、各个部门的专职官员主持。
在所有的祭祀活动中，祭天大典也就是郊礼，无疑是级别最高、最重要的祭祀活动。皇帝都自称天子，被认为是代理上天管理天下的人。历朝历代的皇帝自然都不敢对他们的这个“雇主”有丝毫怠慢，因为他们怕上天一个不高兴，自己的这个代理人随时就会被换掉。
经过多年的和平发展，到太康十年，大晋的国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朝廷有钱了，各种仪式自然不能从简。最受重视的祭天大典自然更加铺张开来。按古礼，郊礼祭祀的共有六位上帝，其中级别最高的乃是昊天上帝，也就是唯一的上天。在昊天上帝之下还有五位上帝，他们按照时节顺序和地理方位排列分为：代表春和东方的青帝、代表夏和南方的赤帝、代表季夏和中央的黄帝、代表秋和西方的白帝、代表冬和北方的黑帝。
在晋以前的朝代，郊庙中都有这六位上帝的神座。但在司马炎即位之初，有人向他提议说：天只有一个，六位上帝实属多余。司马炎听从了这个人的建议，仪式从简，撤除了青赤黄白黑五方上帝的神座，只供奉昊天上帝一位。
不过在近两年，“撤除五方上帝有违礼制”的声音逐渐增强。司马炎左右权衡：增加五方上帝的祭祀无疑会增加一项固定开支，但自己乃是肇建新王朝的帝王啊，且如今国力如此强盛，上天对自己可是不薄！宁愿增加一点开支，也不能简慢了诸位上帝。于是在综合考虑之下，又下令恢复五方上帝的神座。恢复五方上帝的祭祀后，不只是在昊天上帝的神位之下再多设置五个神座，而且还要按照各自的方位在洛阳城的东南西北四个城郊分别建立专门的祭坛，按照五时节气分别祭祀。祭祀昊天上帝的是圆坛，祭祀五方上帝的是方坛。青帝在东郊，赤帝在南郊，白帝在西郊，黑帝在北郊。四帝都有方位祭祀，那么对应中央的黄帝该在哪里祭祀？总不能在皇宫之中吧？当然有办法，黄帝除了在方位上对应中央，在时节上还对应季夏。季夏也是夏，夏对应南方，所以就在南郊设立两处方坛，分别祭祀赤帝和黄帝。
立冬那一天刚刚在北郊祭祀完黑帝，又要筹备一个半月以后的冬至祭天大典。祭天大典作为级别最高的典礼，参加人数众多，所需准备工作也最繁复。不但要为皇帝准备好可供临时休息的行宫，还要准备各种礼服、礼器、祭祀品、鼓乐、车驾等。
所有参加祭祀的人按照规定都要斋戒。皇上和直接参与祭祀的司空、太尉、太常卿、太乐令、太官令、太祝令等应祀之官都要斋戒七日，其余的从祀之官则斋戒一日即可，但不能在家里，而是要在本司衙署。
舒晏和施比玉属于从祀人员行列，冬至前一日，他们分别在尚书台和秘书阁进行致斋。此举对舒晏没什么影响，因为他本身也没有家，平时就是吃住在廨馆里。可比玉却很难熬，不让回家，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更没有阿妙、阿妍两个美婢在身边，而且供给的还都是乏味的清淡食物，这样的生活简直挨一日如一年。
斋戒日，官员们虽然不用署理公务，可也闲不着，因为所有人在这一天都要学习祭祀时的礼仪及注意事项。舒晏和比玉都是头脑聪明的年轻人，这些礼节自然轻轻松松地就掌握了。
可有一群特殊的人——大晋各番属国的使节。大中华在数千年的历史当中大多数时候是非常强大的。不光是经济发达、生产技术十分先进，还有一套非常完备的政治、文化、礼仪制度。这些优异的物质、文化实力，使得中国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令世界各国仰慕和向往。天朝自然看不起这些国家，称它们是番邦小国，将它们统称为四夷，东面的称为东夷；西面的称为西戎；南面的称为南蛮；北面的称为北狄，都含有贬义的成分，本身则自诩为中原天朝上国。这些番邦小国纷纷派出使节来到天朝，一方面是畏惧天朝的武力征讨，表示向天朝称臣；另一方面是诚心地来学习天朝的先进文化，先进制度。
当然，各个朝代根据疆域的大小和国力的强弱，其番属国都不尽相同。如今来参加祭天大典的有：东夷的夫余、马韩、辰韩、倭国；西戎的龟兹、大宛、大秦；南蛮的林邑、扶南；北狄的匈奴、鲜卑等等。他们也像晋朝的官员一样斋戒，一样学习祭祀礼节。不过他们因为语言文化的差异，在礼官给他们讲解的时候，理解得会慢一些。礼官不耐烦。
番国事务该归尚书台客曹办理，而舒晏恰巧在客曹当值。这些礼官们索性就甩了个包袱，将这些番国人交由舒晏教习。由于番属国众多，舒晏一个人教这么多人唯恐教得不够全面，于是他就想把比玉留下来一起教授。可比玉哪有这个耐心，而且他本身就对这些繁琐的礼节感到厌烦。起初，比玉看着这些奇装异服的人觉得好玩，趁着新鲜劲儿留了下来。可不到一盏茶的工夫，他发觉跟这些异国人沟通实在费劲，便没了耐心，索性就甩袖子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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