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行真的是穷民苦力翻身的唯一法门吗？交易行真的是金钱对穷民苦力打开了一扇窗吗？
那只是王谦的一厢情愿罢了，他是个纨绔，他的珍珠生意，硬生生的收割了自他之下的势要豪右，那么百姓拿着辛苦攒来的积蓄入场，只是被收割罢了。
所以船舶票证这类的票证，最低的准入门槛也是五两白银，稍有余财才能参与其中。
申时行希望朝廷可以在交易行发行开海投资的专项票证，这自然是让更多的白银拥有者，尤其是北方的遮奢户们，深度参与到开海事中，大明禁海是和朝廷北迁、京师从南衙变成北衙开始的，开海的阻力，来自南衙，同样也来自于北衙，大抵类似于我吃不到，你也吃不到。
而交易行发行开海投资的专项票证，可以让大明南北都分一杯羹，降低开海的政治阻力。
而申时行也没有隐瞒自己的想法，这么做的目的，向下转移投资风险。
船舶票证的范围极为狭窄，只是涉及到了船舶本身，而申时行认为大明开海投资的完全获利期已经过去，日后的投资很有可能会赔钱，那么将有可能赔钱的行当，放入交易行里，赔钱的风险，就转移到了在交易行里博弈的投机客。
申时行不反对投机，但投机从来都是如此，有赔有赚。
在申时行看来，皇帝为总裁，国帑内帑牵头，楚晋浙三党影随的开海投资，动辄千万两的投资，完完全全是一种特权经济，特权经济的特点是利用行政上的权力作为资源，通过行政审批、绕过行政监察、利用过关的便利等等手段，以权力获利、不公平竞争获得优势为主要特征，旨在谋取特权之下的利益。
而这种特权经济，是一种极其严重的不公平，同样严重影响海贸的大事，同样也会出现族党，严重时党锢祸国。
申时行这本奏疏隐藏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在他看来，之前三期共计3712万两的开海投资，是主少国疑特殊背景下，为了让大臣归附的无奈之举，安抚被严重打击的晋党，提携浙党，保存楚党的实力，达到平衡。
在接下来的开海投资中，朝廷应该以国帑内帑控制的官厂团造为主，如果缺少资金，则利用国债募集资金，同样也是公私分明的发端。
大明内帑和国帑在嘉靖年间彻底分开，在嘉靖之前，大明户部是有权审核内帑账目，到了嘉靖之后，每年100万金花银，是皇帝的私库，这也是公私分明。
将朝廷的官厂团造的所有权完全归属于朝廷，划出界限，完全切割，有利于大明工商发展。
“申巡抚所言有理，他的想法是基于公私论和矛盾说的框架下。”朱翊钧认可了申时行的奏疏，并且下章户部部议，整本奏疏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对的，但朱翊钧之前那么做，不是为了大臣归附，主要是没钱。
按照申时行的说法，真的能完全杜绝特权经济、公私分明吗？这是一个美好的想法，但很难实现，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
羊毛生意还是被晋人完全掌控，这毛呢的厚利部分被晋人所分润，这也是晋人们在大明军征伐的时候，没有做出更多招惹天怒之事的原因，大明对草原的征伐，对他们的好处极大。
真的想要消灭特权经济的土壤，要消灭阶级的存在，不是仅仅消灭一个皇帝就足够了，乡贤缙绅、遮奢豪右们兼并土地，本身也是一种特权经济，朘剥是特权经济的本来面目。
消灭特权经济，要消灭阶级，当下的生产力做不到这一点。
朱翊钧拿起了另外一本奏疏，来自于都察院监察御史冯梦祯、兵科给事中张鼎思，他们在奏疏里，详细的批评了西山煤局，这不是针对王崇古的一份弹劾奏疏，而是讨论西山煤局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煤烟。
西山煤局采煤多在三十丈下，家里有口粥，不去门头沟。
门头沟就是西山煤局的窑井，大明的柴薪早已经枯竭，抬柴夫要到密云延庆等地抬柴，早在宣德年间，大明的武勋们就意识到了这是个商机，开始在西山采煤，为此还爆发了一次冲突，英国公张辅被训诫，武勋不得不退出了西山煤炭的争夺，西山窑井完全落入了民间商贾手中。
混乱的经营，并不能充足供应煤炭，反而是因为窑井产生各种械斗，导致生产被破坏，没有任何规范和法例让矿难频繁发生，而残忍的朘剥也让窑井上的窑民极少，缺少公署更是导致各种冲突无法调节，内耗极为严重，煤价也会随着暴雨和下雪，暴涨数倍到百倍不止。
到了万历初年，王崇古领西山煤局之事，直接以蛮横强硬手段‘白没’了所有人的窑井，设立了官窑，开始采煤、洗煤、炼焦、炼钢，如此已经七年之久。
万历二年西山煤局只能提供五千万斤煤，到万历八年，已经达到了5.6亿斤，充足的供应，才保证了京师煤炭价格的稳定，同时，也让京师的人口再次扩张，算上附郭草市，大明京师丁口数在万历八年已经突破到了二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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