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茂华的奏疏非常非常的大胆，甚至有些僭越。
在奏疏中，石茂华批评了三代皇帝，太宗、仁宗、宣宗，批评仁宗和宣宗，主要是失土问题，毕竟这二位从永乐年间就开始主张战略收缩，扩土只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并不能带来实际的收益，这就是精算之风的起点。
而批评太宗文皇帝，这一点是让朱翊钧格外意外的，因为在石茂华看来，太宗皇帝严重低估了统治安南的成本，是战略失误，更进一步批评，交趾十三司是太宗文皇帝好大喜功的产物。
大明在永乐年间攻伐安南是一个意外，详细而言，是安南国宰相黎季犁杀国王僭越称帝，旧王的孙子陈天平到京师告状，大明派遣了军队护送陈天平回安南继任国王，黎季犁偷袭了护送的五千军兵，至此，大明不得不对安南用兵。
这是一连串的意外，大明朝廷在征伐之前，根本就没想过到底要拿安南怎样，攻伐之后，是实土郡县，还是如云南旧事，以国公镇守，锡土分封，亦或者训诫之后班师回朝，任由安南自决，都根本没有想好。
在安南不断的民乱之下，文皇帝的态度也是在摇摆不定，在镇压和维持现状中不断的徘徊着。
这种摇摆不定，就体现在大明交趾十三司最开始是流官，也就是大明遣官管理，后来变成了除布政使外，改用土官，也就是世袭土司，后来黎越僭朝的第一任国王黎利，就是大明用的土官。
朱棣的战略重心在北方，无论是迁都，还是亲征北伐，无不表明了这一重心，那么安南的治安战，就成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自拿下安南改交趾十三司后，朱棣的态度始终是处于一种想要躺平而不能的状态，从最初攻伐的决策粗糙，再到流官改土官的摇摆不定，都是在最初就低估了成本。
高昂的统治成本，让朝廷入不敷出，到了宣德年间，大明在交趾战败，就是覆水难收了。
大明现在重开西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大明的重心在开海，虽然海陆并举这一战略总是被提及，但海陆也有侧重，大明现在的侧重就是开海。
所以重开西域之事，既然势在必行，就不能低估重开西域的难度，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大笔投入的事儿，甚至开海的收益，都填进去都不见得足够。
“石部堂所言极是。”朱翊钧对这本奏疏非常的重视，重开西域，不是想当然，大明需要西域，西域也需要大明，重开西域，是势在必行。
在重开西域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交趾十三司已经事实上脱离了大明，这已经是既定事实，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不是因为历史的惨痛，避而不谈。
“除了决策粗糙和摇摆不定，其实成祖文皇帝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无人可用。”石茂华面色凝重的说道：“一个黄福是不行的。”
石茂华详细的谈了谈成祖文皇帝的无人可用。
洪武年间，常遇春死后，李文忠可以顶上，李文忠死后，冯胜可以顶上，徐达死、冯胜被贬，蓝玉可以顶上，蓝玉北伐去了，傅友德可以征南，即便是傅友德离开了南方，还有沐英可以镇压西南。
但是太宗文皇帝唯一能用的人，就只有张辅了，北伐要张辅，征南也要张辅，除了张辅，在永乐一朝，几乎找不到能独当一面的武勋人物，而人才的凋零注定了张辅的独木难支，在正统初年的党争中，张辅被三杨逼到无法上朝的地步。
无人可用，大概也是朱棣对交趾问题摇摆不定的最大原因。
“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被白吊忠魂。”朱祤钧颇为感慨的说道。
这不是朱翊钧写的，是吕宋都司指挥使、石隆伯邓子龙在云南龙尾城所写，邓子龙听闻大唐天宝年间征南诏国阵亡将士的墓塚处，仍然有人祭奠，感慨之下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天宝十年、天宝十三年，唐玄宗李隆基，两次对南诏用兵，第一次八万唐兵只有万余败回，第二次，折损十余万之众，两次战败，关中、剑南精锐实力锐减，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史思明悍然反唐。
相比较大唐征伐南诏的屡次失利，大明在云南的统治，可谓是稳如泰山，云南巡抚和黔国公府整天围绕着土地兼并的问题打嘴仗。
边方能够讨论兼并问题，毫无疑问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云南的状态非常复杂很难简单描述，如果非要简而言之，云南就是半分封半郡县制，这种制度在开拓上，极为好用。
朱翊钧、张居正也没什么好的开拓办法，他们照猫画虎，参考云南经验，弄了个吕宋总督府。
半分封半郡县制，统治成本低，代价就是大明对地方并非实土郡县，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但边方素来如此，因为距离。
这些地方，即便是实土郡县，还要依靠当地的土司，朱元璋的思路简单直接，与其依靠地方的世袭土司，不如依靠自己册封的世袭武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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