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谏的方式有很多种。
有抬棺上谏的，海瑞骂道爷，嘉靖嘉靖，家家皆净；
有直接顶撞的，比如隆庆二年先帝要三十万两银子，张居正就是不给；
有迂回包抄，把皇帝哄高兴了，再图穷匕见，比如林大师三座大山的模型；
有互飙演技，看似吵架，其实是讲道理。
这些办法，其实目的都是一个，责难陈善，劝谏皇帝。
张居正和王崇古也不是第一次在皇帝面前演戏了，他们之所以互飙演技，也是为了让皇帝听进去，加税和减税都不合适。
如果是国初直接定十税五，加税拉满，的确可以防止兼并，现在已经兼无可兼，并无可并，加税就是在刻意制造民变；减税，或者干脆不收，就是抛弃大明最多的百姓。
两宋不设田制，任由民间兼并，就是抛弃百姓，选择了和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出身乡贤缙绅和势要豪右阶级。
有趣的地方也在这里，无论是加税还是减税，居然能够在最后结果上呈现高度的相似性，殊途同归，都是让百姓流离失所，无法得一夕安寝。
唯一的一条中庸之道，就是有人背负骂名，做那个恶人。
“朕之前读皇明祖训，就在疑惑，太祖高皇帝为何那么推崇严刑峻法，今日今时，朕才知道，有的时候，不得不为。”朱翊钧看着张居正和王崇古说道：“既然要做，就做绝，既然做了承诺，就要兑现。”
“松江府试行一条鞭法，以万历十一年普查丁口为例，滋生丁口，永不加赋，均田役，按亩征银，不得增科，若有违背，绝不姑息，罪加三等法办。”
朱翊钧给出了承诺，这份承诺分为了三部分。
滋生丁口永不加赋，就是田赋不再增加，按万历十一年的人口数，将人头税摊入田亩中，这是鼓励生孩子，大明在甘肃已经实行了，现在在松江府多了一个试点；
第二部分是均田役，这部分劳役入亩，其实包括了之前免税的老爷们，各种有功名在身的老爷们，也要一体纳税，只不过是田亩加课；
第三部分则是不得增科，违背者，罪加三等法办，这已经是很严厉的惩罚了，本来只是罢免，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就要流放爪哇；本来只是流放边方的罪名，罪加三等，就得杀头，犯了杀头的罪过，那就是族诛了。
严刑峻法，罪加三等，就是朱翊钧给的承诺，现在朱翊钧的信誉，坚如磐石。
“陛下圣明。”张居正和王崇古也不吵了，也不面红耳赤了，二人一起俯首唱起了赞歌。
不是张居正、王崇古二人，要让陛下担一担骂名，而是这件事只能陛下来做，他们俩都做不到，因为他们是官僚的一部分。
罪加三等，让他们来做，就会成为党争的工具，也会被视为党争的工具。
他们俩都是党魁，是张党和工党的党魁。
张居正的考成法，在初行的时候，也是党同伐异的工具，直到草榜糊名，底册填名，将百官的底册放入文华殿职官书屏的小箱子里，才完成了考成法的制度建设。
而小箱子的钥匙，在陛下的手中，进而实现了相对公平。
考成法能得到普遍的拥戴，也是因为草榜糊名的原因，公示考成后，再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填名。
“国失大信，人心启疑，这是先生当初讲筵时，常常提到的一句话，而万阁老写了一本奏疏，专门论如何防止人心启疑。”朱翊钧翻动着手中一本厚厚的札记，与其说是奏疏，不如说是类似于《王谦发家的四个秘密》一样的专业书籍。
万士和这本书的内容很多，若真的要一句话归纳，就是面对质疑，要正面应对，捂嘴是一种最愚蠢的办法，因为事情发酵到必须要捂嘴的时候，就早已经广为人知。
捂嘴这种行径，就是坐实了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而捂嘴，就会让关注这件事的人，很轻易的通过捂嘴这个过程，推断出各种可能性，到这一步，事情就绝无可能控制了。
因为关注这件事的观众们，他们心里的种种答案，可能是根据蛛丝马迹的推断，也有可能是毫无根据的臆想，最有可能是根据立场倾向，扣出去的帽子，而且最后一种可能性极大。
事件的真相、事件的本身，到了捂嘴那一刻，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捂嘴一定会成为一颗怀疑的种子，然后快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带来更多的、更大的争议，酿成更恶劣的后果。
这就是舆论的铁律，猜测即事实。
只要捂嘴的事情发生，那么可能性成立，在人们心中，毫无根据的臆想，就是事实。
正面回应，是唯一应对之法。
“二位，既然来了，也别空着手回去了，一人一本，万阁老也是用心了。”朱翊钧让人拿来两本万士和写的书，让张居正和王崇古带回去看。
“谢陛下隆恩。”张居正和王崇古把书拿了回去，王次辅除了去文渊阁点卯之外，从来不去文渊阁坐班，今天也是没有太多的事儿，就拿着书到了文渊阁坐了半天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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