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城中坐寇，坐寇是相对于流寇而言。
城外有流寇，城中有坐寇，而这些坐寇，都是吴善言、师爷、各地州县养的走狗，这也是九营最恨的一群人，入城之后，就开始对坐寇进行清剿。
“不是，陛下，这就变成入城剿匪了？明明就是兵变啊。”王崇古敏锐的察觉到了皇帝陛下对这件事的定性，从兵变变成了入城清剿坐寇，这话术一变，兵变这么恶性的事件，彻底变了性质。
“不然呢。”朱翊钧十分确信的说道：“不然把这浙江四万五千抗倭志士，全杀了？要不然怎么会有闹饷这种模糊定义呢？”
改变不了事实就改变定义，这是贱儒们惯用的套路，朱翊钧对贱儒十分了解，对他们的手段知之甚详，自然会活学活用。
坏消息，陛下学贱儒那套，好消息，全学会了。
“额，陛下圣明！”王崇古倒是有些无所谓的说道。
闹饷也是兵变，但大明有闹饷的定义，就是不让矛盾进一步激化，要都是兵变，那就要平叛，矛盾进一步激化，谁都体面不了，事情已经闹到了如此的地步，改变一下性质，让事情缓和下来，是一种妥协。
“陛下，兵变应该是暴力失控，臣以为这次浙江九营入城剿匪，不是暴力失控，没有恶意伤害百姓，没有伤及无辜，虽然占领了府州县衙门，但并没有直接干涉政务，也没有杀害朝廷命官，这不是兵变。”张居正对皇帝的定义是十分支持的。
吴善言都活着呢，这算不上兵变。
而且张居正进一步明确了为何不算兵变的原因，因为从头到尾，暴力未曾失控，铤而走险的军兵们，依旧坚守着八个字，上报天子，下救黔首。
上报天子在千年以来，君君臣臣的观念下，很容易理解，但下救黔首这四个字，却是千年以来，第一次出现。
浙江九营很好的遵守了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的确是戚继光提出的京营建军的军魂，但这八个字，也是长期抗倭斗争中总结的经验。
依靠百姓，就等于在战场上拥有了无数双眼睛，能够获得抗倭的胜利，脱离百姓，无法取得胜利。
“先生讲的很好，谨受教。”朱翊钧看向了张居正，对张居正兵变的定义非常认可。
暴力未曾失控。
九营四万五千军兵，一共抓捕了五千四百人，负隅抵抗者杀，一共杀死了三千余人。
这些坐寇不仅仅是城中帮会，还有一些势要豪右、乡贤缙绅之家的劣绅、劣绅的家丁、诉棍、招摇撞骗的经纪买办，喝兵血的也有这群人，而军兵们重点目标，解决浙江地面所有府州县城内的人牙行。
就是那些四处买卖丁口，尤其是买卖五六岁女童的人牙行，全都被九营军兵们给消灭了，确实是消灭，所有人牙行的人贩子，被就地处决。
因为围城的关系，人牙行所有涉及人员，无一走脱，在城中百姓的配合下，九营军兵将所有人牙行连根拔起。
朱翊钧从阎士选的奏疏、对吴善言一百多条的罪状中，了解到了一个让人胆寒的事实，那就是每年三月出巡抗汛、九月回营的九营军兵家眷，很多孩子都被这些人牙行给拐卖了。
九营出巡，军营就缺了壮丁，所以这些人牙行，一到出巡的日子，就喜欢跑到九营家眷去抱、抢、夺、骗孩子。
九营闹饷、哗营、兵变，对人牙行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清算！
人牙行背后的东家、掌柜、伙计、经纪、牙人等等，全都被当街斩首示众。
申时行之所以要带着陈天德，就是为了让陈天德这些海防巡检们，对这些斩首示众之人，进行全面的摸排，主要是看看有没有冤屈之人，兵变闹起来，朝廷多少要安抚一下他们的家人。
结果陈天德带着松江府海防巡检，异地办案，用了十五天的时间，将所有被兵变中斩首的人，进行了盘查，发现无一冤屈。
但凡是有一点点可能是冤枉的，是有些疑点的人，九营军兵都选择了收押，所以才抓捕了五千四百人。
这就是暴力没有失控的最直观体现。
已经哗变的军兵，很容易很容易在对等报复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拥有利刃，在复仇之时，杀红了眼，而后从报复、复仇，在对金钱的贪欲之下，变成劫掠，从劫掠变成纵兵烧杀抢掠，最后演变成屠杀。
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人性之恶在不断的放大，最后变成屠城。
浙江九营，已经围困了所有的府城，失控就在弹指之间，但基层军官，把总、千户、百户们，约束了军兵，没有让暴力失控。
所以，不能定性为兵变。
“抓捕的五千四百人里，含劣绅在内，大约要斩首一千二百人。”王崇古汇报了下具体情况。
申时行在杭州府干的最多的事儿就是查案，把那些在兵变中被捕的人，全都查清楚，罪至斩首的就有一千两百人，这些畜生，人人手上沾着百姓的血，光是衙蠹，也就是为非作恶的吏役六百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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