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李东阳、谢迁来到了乾清宫大殿。
三君子看到正德帝满脸怒气，常风、陈清和一个他们不知姓甚名谁的七品官跪倒在地（徐忱）。他们还以为常风告了陈清的刁状呢。
陈清是三君子举荐的人，他们自然打定主意要保。
刘健摆出了教师爷的架势：“皇上，君子应制怒。需知，大怒不怒，大喜不喜，可以养心;靡俗不交，恶党不入，可以立身;小利不争，小忿不发，可以和众。”
谢迁道：“首辅真乃金玉良言。皇上应听之、纳之、铭记之。”
李东阳却沉默不言。在正德帝登基后，他开始有意识的不再用先生的口吻教训正德帝。
相比于刘健、谢迁，李东阳有分寸多了。
正德帝被刘、谢气笑了：“哈。二位先生说的真好啊！”
话音刚落，正德帝直接将陈、常、徐联名的奏疏摔在了地上。
刘健皱眉：“皇上，若要臣看奏疏，给票拟意见，应让内宦转递。君子不食嗟来之食，贤臣不捡掷地奏疏。”
谢迁跟刘健一唱一和：“皇上，尊重贤臣乃是贤君所为。您应学先皇，做一个尊师重道、尊贤远奸的贤君。”
正德帝收敛笑容：“好好好！二位先生是贤臣！是君子！是名师！朕问你们一件事，太仓国库有积银多少？”
刘健一愣：“呃，这个.国库积银账面有八百八十万两。积银如此之多，这正是先皇亲贤臣远小人，开创盛世之功。”
常风忍不住了。他说了一句：“敢问首辅，账面有八百八十万两，实际呢？”
刘健瞪了常风一眼：“皇帝与辅政大臣谈论国家财政大计，皇族家奴不配插嘴。”
正德帝道：“刘先生，常风不配问你。朕配不配？他的问题就是朕的问题。告诉朕，国库积银实数有多少？”
刘健支支吾吾：“哦，这个。自太祖爷开国以来，历代国库皆有亏空。账面存银与实际存银有出入很平常。”
“这就像百姓家过日子。遇上丰年，大获丰收，多吃一些积粮，无碍大事。”
刘健说着话的时候，心中猜测：应该是常风得知了国库亏空五六百万两的事。在皇上面前告了陈清的刁状。毕竟太仓国库是陈清管辖。如果这事搪塞不过去，也只能弃车保帅，让陈清背黑锅。
他想错了。挑头揭发国库巨额亏空的，不是常风而是陈清。常风只算帮陈清敲边鼓。
正德帝摩挲着刘瑾刚刚捡回龙案上的铜罄：“首辅的话说的真好，说了等于没说。朕只想知道太仓国库的存银实数。”
“别说你不知。你若不知，朕亲自去一趟太仓盘库便是！”
刘健道：“这个，这个。陈清是总督仓场，管着太仓。数字还是由他禀报皇上吧。”
正德帝怒道：“朕问的是你！朕就不信，朝廷首辅、托孤辅政会不晓得国库积银的实数。”
刘健不能再说冠冕堂皇的废话回避问题了。
他低声道：“禀皇上，太仓积银，约为三百二十多万两。”
正德帝追问：“亏空的五百六十万两呢？长翅膀飞了？被库兵塞进谷道夹带偷走了？还是被户部哪个胆大包天的堂官、司官贪墨了？”
刘健沉默不言。
正德帝冷笑一声：“呵，首辅不好意思说。朕说！自先皇登基以来，在京各衙办事摆宴所费银两，皆自国库挪支。”
“弘治初年，国库收入少。官员们吃喝就少。随着盛世来临，国库收入逐渐增多，官员们越来越管不住自己，宴请的排场越来越大。”
“先皇在位十八年。京衙平均每年从国库挪支近三十万两。挪了没人去补。久而久之，亏空就积累成了五百六十万两！”
刘健和谢迁一言不发。
李东阳道：“皇上，其实这五百多万两银子不止用在了吃喝宴请上。官员出行讲排场，要换精致一些的官轿，银子是从国帑中挪支。”
“又譬如某位高官升迁。交好的官员不仅要以私人名义送上贺礼。还要以官衙名义送上一份‘公贺’。”
“甚至衙门与衙门之间办公事，也要银子打点疏通。”
“这些银子，会被冠以各种名目，从国帑中挪支。”
“这是大明官场一大陋规，直接导致帑藏空虚。可惜，此事牵扯到几乎全部京官。故人人尽知大弊，却人人不言。”
李东阳没有护短，而是说出了事实。
正德帝道：“原来如此！先皇再位时，在京文官动不动就上联名奏疏，什么让先皇停修庙宇、道观啊，什么让皇家不要兴园林土木啊。”
“父皇修几座道观，几座园林，撑死也就用个十万八万两银子而已。用的还是内库银。”
“这些口口声声提倡节俭的文官呢？为了吃喝宴请、交际排场，挪用了五百多万两国帑！”
说到此，正德帝命刘瑾：“去，把奏疏捡起来，交给辅政们传阅。”
刘瑾捡起奏疏，交给了刘健。
刘健看后，心中“腾”一下窜起一股无名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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