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意思是说，常荣的妻子到医院之后，中心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索要赔偿，对么？”宁书艺问。
“真不是我故意好像给谁泼脏水似的，那娘们儿当时话里话外还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孙万倒是挺直率，一点没有回避宁书艺的这一番总结：“她那个意思就是必须让厂子里必须给个说法，要是常荣死了，这钱怎么赔，要是常荣没死，伤了残了，这钱要怎么赔！
咱不是说不能要求赔钱，毕竟常荣是他们家养家糊口的主力，突然受这么大的伤，以后要是都没有办法上班，赚不了钱，这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打击挺大。
但是咱都是人，对吧！人那都是讲感情的，就算是两条天天养在一起的狗，其中有一条受了伤或者出了什么事，另一条狗都得吃不下饭，难受得嗷嗷叫唤！
那娘们儿真的是到了医院开口闭口就是要钱，就是讨说法要赔偿，从头到尾都没顾得上去问问常荣在手术室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她甚至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啊！你就说这事儿它正常么？真的很难让我们这些当时在场的人不觉得她过分！
挺大岁数的一个人，还不如一个二十出头的孩子重感情，孩子还因为爸爸受了伤，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
她倒好！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结果到了那种时候，什么也敌不过对钱的算计！”
看样子这件事对于这位老车间主任来说，的确是印象非常深刻，否则也不会时隔七八年，再想起来依旧如此的愤怒，义愤填膺，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激动起来了。
“厂子后来是怎么答应给她赔偿的？”霍岩问。
一问到这个，孙万就更加生气了，他一拍大腿，开口想要说话，但是又觉得气不顺，一下子不知道要如何去组织自己的语言，又把头扭向一侧，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新任厂长对当年的事情完全不知情，这会儿也听得津津有味，下意识在桌子后头翘了个二郎腿，茶杯也端了起来。
“这毕竟是挺大的一个事情，当时厂子里的领导谁也不能一个人就拍板做主，一来是当时事故为什么会发生，厂子那边还没有把具体责任查清楚，不好定性。
但是这话又不能说，说了就好像要推卸责任一样。
常荣的老婆当时都已经闹成那样了，要是但凡有人敢说一句还得先确定谁是责任方，那估计就彻底完了，非得被那娘们儿闹个翻天覆地不可，万一寻死觅活的，谁也扛不住啊！
二来呢，常荣到底是死还是伤，谁也说不上来，以后到底是个什么花销，这个也说不准。
给少了常荣家里头肯定不能同意，还得闹。给多了的话，给多少算多啊？谁会嫌赔偿太多了拿着沉，累手？
所以就跟她说这事儿他们马上就联系当时的厂长，开个会紧急研究一下。
厂子里的领导去找医院的医生护士问了一下大致情况，心里头多少得有个数儿，之后那边讨论出来了一个方案的时候，正好常荣的手术也做完了。”
“手术怎么样？成功没成功？”新厂长在一旁听得入神，下意识开口追问了一句。
“手术我记得算是成功吧，至少人没死在手术台上，但是伤得太重了，当时医生也说，只是暂时救回来了，危险期还没过，包括危险期过了以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也不好说。”
孙万深深叹气，想起常荣来，还是忍不住有些唏嘘：“所以当时厂子里的领导开会研究完，结果就是给常荣的老婆两套方案。
一个是从入院那一刻开始，常荣的所有医药费治疗费，就都由厂子来负担，包括养病涉及到的营养费，等到出院之后呢，按照厂子里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个月照常给常荣发工资。
也就是说，如果选了这一种，常荣的治疗开销是不需要操心的了，但是钱到不了旁人手里，厂子会直接跟医院去结算，能到家属手里头的就是厂子里的基本工资。
另外一个呢，是一次性的支付一笔费用，作为日后常荣的治疗和生活赔偿，双方签订一个协议，这一笔钱支付了之后，常荣家里头任何人不能再拿这件事去厂子里敲竹杠。
当时厂子里面给开价四十万，常荣老婆一听这价钱就不干，又是一顿胡搅蛮缠瞎捣乱，最后到底把价格抬到了五十万，然后就把这个协议给签了。”
孙万叹了口气，摇摇头，很显然他对于邓庆蓉当年的这个选择是颇有微词的，只不过这毕竟是别人家的事情，他也没有什么发表意见的余地。
新厂长在一旁听着，问孙万：“当时出这个方案的时候，那个常荣不是已经手术结束了么？医院医生说如果过了危险期的话，以后是能恢复得怎么样？”
“我记得当时医院医生说的是，如果能度过危险期，后续倒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了，但是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还有一些伤后续可能还需要做几次手术才能彻底治好，总之就是不死也就剩半条命，好歹倒是也能活。”孙万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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