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世呈送上来的这份名单，自然和朝堂上空缺出来的那些官职有关。
巨细无遗，零零总总涉及二十余个官职和二十余个官员。
这些官员，有一些是刘贺听说过而且也见过，有一些只是听说过却没见过，还有一些是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这些官职只涉及到了外朝，而没有涉及到中朝：张安世很有分寸，知道中朝官是天子亲授，所以没有随意置喙。
外朝官则不同，大司马大将军作为实际上的百官之首，举荐外朝官是合情合理的。
按照惯例来说，刘贺这天子没有拒绝的理由。
但是，既然是变法行新政，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惯例呢？
刘贺对着光仔细地看了看奏书上的墨迹，发现已经完全干透了。
如此看来，张安世早已经将此名单拟定好了，只等着今日呈上来给自己“定夺”。
刘贺感到不悦，自然是觉得被“僭越”了。
但转念一想也就释然了，毕竟由“丞相”来举荐朝堂重臣是一种惯例。
毕竟，放眼整个大汉帝国百余年的历史，相权与君权仍然可以分庭抗礼。
与后世的帝国相比，大汉帝国的皇帝手中的权力要小得多，时时要受到帝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牵制。
在大汉肇建之始，太祖高皇帝虽然名为皇帝，但是更像共主，所以要将帝国大半土地分给异姓诸侯王。
因为异姓诸侯王在起兵反抗大秦的过程中，积攒并掌握着大量的军队，所以能与太祖高皇帝平起平坐。
太祖高皇帝末期，异姓诸侯王被逐一翦除，天子麾下的勋贵功臣集团和同姓诸侯王集团开始在权力结构中占据核心的位置。
一方面是太祖高皇帝希望他们能成为大宗的屏藩，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在翦除异姓诸侯王时立下了大功，占据失败者的权力。
深受太祖高皇帝信任的同姓诸侯和勋贵功臣集团也不负圣恩，在诸吕作乱的时候，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保住了刘氏的宗庙。
转眼到了孝文皇帝和孝景皇帝时期，帝国权力的分配情形再次发生了变化。
勋贵功臣集团因时间的流逝和皇帝的打压，要么归于平淡，要么身死族灭。
同姓诸侯王也因欲壑难填，发动七国之乱，多次收到打击，甚至不如寻常富家翁。
这两个曾经在大汉帝国呼风唤雨的权力集团，在于皇帝的交手中败下阵来，渐渐退出了大汉朝堂的舞台。
但是，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斗争，大汉帝国并没有因此而平息下来。
当勋贵功臣集团和同姓诸侯王逐渐落寞的时候，外戚集团悄然崛起。
外戚集团没有错过这个宝贵的机会，依附在几代天子的君权上，迅速膨胀起来。
这种膨胀在孝武皇帝对西域大肆用兵的时候，达到了巅峰。
汉初功臣勋贵的后代已经泯然众人，同姓诸侯王仍然不可相信。
于是乎，天子只能相信来自妻族和母族的外戚了。
不管是孝景皇帝时期的王氏和窦氏，或是孝武皇帝时期的卫氏和李氏，还是孝昭皇帝时的霍氏和上官氏……
都是被天子授予了军权和朝权的外戚。
而他们也都在某一段时间内显赫一时。
外戚集团比其他的权力集团要聪明得多，他们总是非常谨慎，只敢依附皇权，不敢威胁皇权。
但是，权力又如何会受人控制呢，日益膨胀的外戚集团仍然不可避免地遭到皇帝的忌惮。
而巫蛊之乱就是这种忌惮到达顶峰之后的灾祸。
当孝武皇帝将自己的儿子和卫氏外戚、李氏外戚尽数锄掉之后，他试图开始让另一个权力集团崛起，与外戚集团形成制约。
其实早在巫蛊之乱之前，孝武皇帝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那就是以“与经学合流的世家大族”为核心的文臣集团。
外戚通过血缘与皇权产生联系，文臣集团通过儒学的忠孝与皇权产生联系。
二者恰恰可以形成制约。
孝武皇帝即将大行之前，为孝昭皇帝挑选了四位辅政大臣。
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他们算不上出身世家大族，但却都属于是文臣集团。
后来因为上官太后的原因，上官桀和霍光才摇身一变成了外戚集团。
他们之间，仍然发生了权力的争斗，最终联合了燕王旦的上官家兵败族灭，而霍光掌权。
如今，刘贺处置了霍光这个外戚兼权臣，于是就留下了权力的空隙，那么蛰伏已久的文臣集团就会抬头。
更何况，给自己举荐朝臣的大司马大将军张安世，不只是文臣，更是外戚。
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号的霍光啊。
虽然小，但是安知日后不会变大呢？
诚然，张安世如今没有一点权臣的桀骜模样，言谈举止上也都能看出他对天子的忠心。
在原来的时间线上，张安世终身都谨小慎微，张氏一族一直延续到东汉仍然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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